Metamorphosis of Narcissus by Salvador Dalí, 1937
The Order of Life and the Genesis of Human Sexuality
作者：尚·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1924-2012）
来源：《精神分析中的生命与死亡》（Life and Death in Psychoanalysi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0）第一章节选
我们的研究围绕“驱力”（Trieb）这一概念展开，它还与另一个术语“本能”（Instinkt）有关。
一般来说，术语的选择，尤其是语言之间的转译，既能引导我们理解，也可能引发误导。在这里，翻译问题造成了某种混乱，这种混乱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因此，我们需要强调，以下讨论不仅仅是翻译者的细致之处。Trieb在法语中经常被翻译为“本能”，而在英语中，精神分析学者也常用“本能”来翻译这个词。
然而，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尤其是德语中，这里并非只有一个术语，而是有两个术语——用现代语言学的说法，是两个“能指”。这两个能指在日常使用中大致具有相同的意义，且它们的词源也大致相似：Trieb源自动词treiben，意为“推动”；Instinkt源自拉丁语instinguere，意为“激发”或“推动”。
然而，德语里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在面对这种双重词汇时，一个关注语言细微差异的作者会尝试利用这种客观上的二元性，赋予两个词微妙的意义差异。这种差异有时几乎难以察觉，但在某些情况下，两个词的差异会被强化，直到形成一种真正的对立。
Trieb（“驱力”）和Instinkt（“本能”）就是这样。这两个词在弗洛伊德的写作中都有使用，但遗憾的是，Instinkt这个词通常被忽视真正的含义，它并非指代与“性”相关的内容。在弗洛伊德的语言中，Instinkt指一种由遗传决定、已经预定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根据一定的方式重复，通常与某种特定对象相关。
因此，在弗洛伊德的科学发现中，比起词源，比起它们在德语文化中的语义差异，这两个术语体现了更重要的意义关系。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包含了类比、差异，也包含了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派生。这种派生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派生，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的驱力从本能中派生出来的一个过程”。
首先，它们之间的类比建立在概念分析的共同基础之上。弗洛伊德对驱力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本能，尤其在各个组成元素之上。这一分析体现在《性学三论》的不同版本中，但如果想获得更系统的阐述，最好参阅后来的文章《本能及其变迁》（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将驱力分解为四个维度，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与驱力概念相关的四个术语”：“强度”（Drang）、“目标”（Ziel）、“对象”（Objekt）和“来源”（Quelle）。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驱力的“强度”是驱力的动力因素，是“它代表的力量，或者是对工作的需求量。这种施加压力的特性是所有驱力的共同特性，也是驱力的本质所在。”
这段描述直接借用了力学，特别是动力学的概念，而动力学一直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精神分析中的“经济学视角”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工作的需求”，若有工作（生物体的某种变化发生），那是因为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像物理学一样，这种力量只能通过工作量来定义。从“强度”定义“驱力”，这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一种重复，因为“强度”只是“驱力”的抽象化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驱力从本能派生出来的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该抽象的经济因素。
接下来说“目标”。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提到，目标是“驱力指向的行为”。对于一种预设的本能来说，目标就是一系列导致某种结果的动作模式。那么，这个结果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参考《本能及其变迁》，会发现结果始终相同，甚至显得有些单调。唯一的“最终”目标总是满足（satisfaction）。满足的定义非常宽泛——缓解由“强度”（也就是压力）引起的某种紧张状态。问题随之而来：如何从一个普遍而抽象的目标（缓解紧张）过渡到具体的行为目标，比如进食、观看（弗洛伊德提到过“观看的驱力”）或做爱等？
这个问题涉及目标的具体化。为什么具体行为（而不是单纯的缓解紧张）能成为最终目标？
如果我们继续分析弗洛伊德的文本，会发现驱力的目标始终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对象”和“来源”。先看对象。弗洛伊德和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逐渐聚焦“对象关系”的概念，这种观点把特定的行为模式（某种驱力行为的方式）和它指向的对象联系起来。例如，口欲驱力既表现为一种特定的关系模式，比如“吞咽”，也指向某种能够被吞咽的对象。在此，目标的具体化与来源产生了初步的关联。但从表面上看（稍后我们会探讨更复杂的理论），似乎一种更加生物学化、生命论化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驱力的对象是什么？首先，为避免误解，我们需要明确，驱力的对象并不一定是无生命的东西。弗洛伊德说的Objekt，本质上并不与主体性对立。这里不是在把爱的关系“物化”。其实，早在17世纪的法国语言中，object这个词就被用来描述激情的焦点，比如爱慕或怨恨。我们应该从这种广义的角度理解“对象”。
然而，我们对对象概念的泛化（比如“你把我当成一个物品”这样的表达）也不应被完全否定。从《性学三论》中对“性对象”定义的演变来看，这一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起初，弗洛伊德将“性对象”暂时定义为“引发性吸引的人”。但通过对性偏离行为的分析，他调整了这个观点：
我们注意到，我们习惯将性驱力与性对象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实际更加紧密。经验表明，在那些被视为异常的案例中，性本能与性对象仅仅是暂时结合在一起。这一点由于正常案例的普遍性而常被忽视。在正常情况下，对象似乎是驱力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驱力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性驱力最初可能独立于对象存在，其起源似乎也并不依赖于对象的吸引力。
因此，尽管有所保留，“对象”这一术语最初主要指一种实现手段：“驱力通过它或针对它得以实现目标的事物。”在这里，满足和实现满足的行为本身优先于实现这些行为的“对象”。这也引出了一个常见的精神分析问题——对象的“偶然性”（contingency）。只要对象能够触发满足行为，它的具体特性或个体性似乎并不重要，某种程度上，对象是可替代和偶然的。
另外，在精神分析中，“对象”不一定是知识理论中所指的那种“客观对象”（objective object）。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两个不同的含义：知识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和驱力中的“对象性”（objectality）。驱力的对象并非一定是科学意义上的可感知对象，它可以是幻想性的对象，甚至很可能本质上就是幻想。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驱力的对象并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人（a “total” person）。它也可能是部分对象（partial object），这一概念最早由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提出，但实际上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已经占据重要位置。部分对象包括乳房、阴茎，以及与身体生活相关的其他元素（例如排泄物、孩子等）。这些对象的共同特点在于，无论在现实还是幻想中，它们都可以是分离的（detached）或能够被分离的（detachable）部分。
在总结驱力概念的分析时，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来源”这一术语。在《性学三论》中，关于来源的定义较为复杂和含混，而在《本能及其变迁》中，这一术语的含义则更为清晰：Quelle（来源）指一种未知但理论上可探知的生理过程，一种可以称为生物学“X”的机制，其在心理层面的对应就是驱力。弗洛伊德这样定义驱力的来源：
所谓驱力的来源，是指身体某个器官或部位发生的一种生理过程，这种过程产生的刺激在心理活动中以驱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里的“表现”是弗洛伊德元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尽管我们无法在此详述，但可以指出，弗洛伊德描述身体与心理关系的常见比喻是“委派”（delegation）。这种委派被赋予了一种不完全强制性的功能，局部的生物刺激通过心理活动中的驱力表达出来。我们并不确知这种生理过程是纯粹的化学性质，抑或涉及机械或其他形式的“力”的释放。弗洛伊德总结道：“对驱力来源的研究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这一问题或许最终会由生物学来解答。”
这直接触及我们研究的核心：驱力与生命科学的关系。稍后我们会回到“来源”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本能与驱力之间的关键连接点，具有特殊意义。在此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强调，驱力和本能的四个“要素”（强度、对象、目标、来源）在分析中存在相似性。这种普遍性使得这些定义既适用于本能，也适用于驱力。正是这种共通性构成了《本能及其变迁》的核心，也是初学者可能忽略的重要点。文章讨论了广义上的驱力，而不仅限于性驱力，还包括诸如“自我驱力”或“自我保存驱力”之类的驱力群体。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的驱力是否真正符合驱力的定义。
分析所有驱力的共性需要一定程度的抽象化。对驱力进行一般探讨必然涉及生物学特质，同时也将它置于一个同样适用于本能行为模式的分析框架。例如，当代动物心理学或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已经验证了许多类似概念。尽管这些研究并未直接引用弗洛伊德，但许多理论与他的思想相近。例如，“强度”的概念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洛伦兹（Konrad Lorenz）学派的研究中，他们采用了与弗洛伊德“液压模型”（hydraulic model）类似的方式来解释驱力的经济学因素。
此外，对象（object）的概念同样得到了验证。在动物行为学中，对象既具有偶然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特定性（specificity）。特定性表现在某种感知结构（perceptual constellation）中，该结构能够触发特定行为并激活特定机制，因为它包含了一组特定的特征。研究者通过感知诱饵（perceptual lures）的实验设计，系统性地变换特性，精确定义了许多触发机制。
最后是“目标”的概念，它在动物行为学分析中体现为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fixed behavioral pattern），即一系列连锁反应行为，以紧张感的完全释放为终点。如果缺乏后续触发机制，这一行为循环可能在某一阶段中断。
在讨论了弗洛伊德定义的普遍价值后，我们回到《性学三论》的开篇。（这种普遍性既包含消极的一面，因为定义可能显得过于抽象；也包含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些概念可以与像动物行为学这样具体经验科学的观点相吻合。）书中第一页简要描述了“通俗”观念中关于性欲这一主题的认识。弗洛伊德在开篇写道：
人类和动物有性需求，生物学假设“性驱力”来解释这个事实，这种驱力被比作“营养本能”，也就是饥饿。日常语言中并没有对应“饥饿”这一词汇的用语，但科学使用“力比多”这个术语来指代这一概念。
通俗观点对性驱力的性质和特征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一般认为，这种驱力在童年时期不存在，而在青春期随着成熟过程的进行而出现，并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异性吸引表现出来。目标被认为是性结合——至少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行为。
这一“通俗”观念，同时也是一种生物化的观念，将性和性驱力类比为本能，将其视为一种对自然需求的反应（在此，我们可以比弗洛伊德更系统地使用“驱力–本能”这一概念对）。在性这一领域，这种需求似乎植根于一个成熟过程，该过程严格地来源于内部，生理上的青春期是决定性因素。因此，这是一种由“来源”狭隘决定的行为序列，拥有固定且明确的“对象”，因为性被假定永远唯一地、预先设定地聚焦于异性。最终，“目标”同样是固定的：“性结合——至少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行为。”
我们必须强调，弗洛伊德在此总结的“通俗观念”，接下来将成为他批判的对象。这一观念与某种科学形象（生命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不谋而合。从最终分析来看，这一观念在某些领域或许相当有效，至少在人类性欲之外的领域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性学三论》的整体结构，将更能理解这部作品的结构如何模仿其研究对象本身的运动。整部作品的结构可以被理解为对“通俗”但也生物化的性观念的一种“破坏”，类似黑格尔的“扬弃”（Aufhebung）。
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是《性变态》，我们可以将其副标题写成“丧失的本能”；第二篇是《性性欲，可进一步解释为“人类性欲的起源”；最后是第三篇《青春期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否可以称为“重新获得的本能”？或许是的，但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获得的。
我们对第一篇《性变态》的讨论将简略带过，重点放在第二篇的定位上，因为它是本章的核心。《性变态》呈现了一份关于性偏差的争议性目录，甚至带有辩护意味。本篇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种性变态，打破既定的关于特定目标和特定对象的观念。这一陈述既不以科学严谨著称，也未力求解释的详尽全面。
想在《性学三论》中寻找性变态精神分析理论的“初始点”或者“终结点”，是没有根据的。弗洛伊德的重点在于展示性变态的范围是多么广泛、几乎普遍存在，以及这些现象如何彻底摧毁了人类性欲拥有特定目标或对象的观念。从第一篇来看，所谓的正常成年人性欲似乎表现为一种本能，但这仅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暂时结果，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可能走向不同的分支，导致最奇异的偏差。
我们对于第二篇的考察将集中于其中一段明确核心内容的段落，这段文字重新定义了性欲，将其置于童年起源的功能之上。我指的是标题为“儿童性欲表现”的部分的结尾：
对吮吸手指或感官吮吸（作为口欲的典型）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揭示了儿童性欲表现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的起源依赖（或“基于”，entsteht in Anlehnung an）某种重要的身体功能；其次，它尚无性对象，因此是自恋的；最后，性目标受到性敏感区（erotogenic zone）的支配。
我们会马上注意到，这三个特征不仅普遍存在于大多数儿童的性欲中，还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儿童期，深刻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性欲。这个定义涉及三个核心而复杂的概念：依附、自恋和性敏感区。
说到依附（Étayage），这一概念可能会让法语读者感到意外，它是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术语。然而，在现有的法语和英语译本中，这一概念往往被一个偶尔使用的希腊词根形容词“依赖性”（anaclitic）替代，这种翻译既随意又缺乏严谨性。通过对弗洛伊德术语的深入研究和重新翻译的尝试，我们决定采用Étayage及其相关词汇。这一选择不仅继承了早期译者偶尔使用的术语，还旨在更明确地呈现德语中Anlehnung（依附或依靠）一词的严谨含义。
这一术语长期以来被追求语言优雅而非概念严谨的翻译所掩盖，尤其是被“依赖”这样一个学术化且解释不足的术语取代。此外，“依赖性”一词还被一个复杂的精神分析传统影响，而这一传统源自一个实际上是次要的问题。这个传统始于《论自恋》，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两种“对象选择”的模式：一种是“自恋型”对象选择，即选择与自己相似的爱对象；另一种是“依附型”对象选择（Anlehnungstypus），在这种模式下，性欲被认为依附于与自我保存功能相关的对象——这种解读较为简单化。
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弗洛伊德的原意，会发现他最初的描述并非指主体对对象（如儿童对母亲）的依赖，而是指驱力本身的依附。这种依附是指新兴的性行为建立在另一种既相似又不同的过程之上。性驱力依附于“非性”的生命功能，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依附于“一种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身体功能”。具体到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分析案例中，这种本能是饥饿，而功能是进食。
弗洛伊德的术语体系并非绝对一致，但他通常用“功能”、“需求”和“本能”这几个词来描述自我保存的生命活动，并将其与性活动区分开来。这种用法足够清晰，使我们能够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分析。
驱力依附于生命功能的过程，这并非一个抽象的起源或“准形而上学”的推演，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口欲期”原型实例进行精确描述的过程。这个阶段还可以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吮吸乳房获取营养的阶段，另一个则完全不同，后者被称为“感官吮吸”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为获取营养而吮吸乳房，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功能”。用我们之前的区分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本能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如此完善，以至于“饥饿”（作为进食模式）被“流行观念”假定为所有本能的模型。
这是一个包括“驱力”的本能模式。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揭示隐藏在背后的内容，并通过心理生理学，将这种与饥饿对应的紧张状态关联到某种特定的体液或组织失衡。于是，我们有了“驱力”（紧张的积累）；也有了“来源”，也就是消化系统，是那些感知食欲的关键点。在此，一个特定的“对象”被引入讨论——我们是否可以将对象定义为乳房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并非乳房带来了满足，而是营养品“乳汁”。最后还有一个预先形成的过程或“目标”，观察者已经精准描述过吮吸乳房的过程：寻找乳头、进食、缓解紧张、达到安抚。
关键点，当进食功能通过摄入营养获得满足的同时，一种性过程开始显现。这种性过程与进食是平行的。乳头和流动的温暖乳汁对嘴唇和舌头的刺激初始以“功能”为模型，因此两者之间几乎无法区分。对象是什么？它似乎由功能提供——我们能确定它是乳汁还是已经变为乳房了吗？来源呢？它同样由进食过程决定，因为口唇也属于消化系统的一部分。
目标也与营养目标非常接近。最终，对象、目标与来源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极其简单的命题：东西“从嘴进入”。“东西”是对象；“进入”是目标，无论是性目标还是营养目标，过程无疑是一个“进入”；“通过嘴”，我们在来源层面发现了同样的双重性，嘴既是一个性器官，又是一个进食功能的器官。
因此，“依附”最初表现为新兴性欲受到“生命维持相关功能”的支持。最能总结这一点的是弗洛伊德对儿童口欲的另一段论述：
很容易猜到，孩子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愉悦的场景是什么时候。正是孩子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活动（吮吸母亲的乳房，或乳房的替代品）使他熟悉了这种愉悦。我们认为，孩子的嘴唇就像一个性敏感区，而毫无疑问，温暖乳汁的流动刺激是这种愉悦感的来源。性敏感区的满足最初与满足营养需求相关联。一开始，性活动依附于服务于自我保存的功能，直到后来才变得独立。任何见过一个婴儿在吮吸完乳房后满足地仰躺、脸颊红润、带着幸福微笑入睡的人都会联想到，这幅画面成为了后来性满足表达的原型。现在，对性满足的重复需求逐渐与对营养的需求分离开来。
在进食过程中，“依附”过程可以在达到高潮的满足感中显现出来，这种满足感已经类似性高潮。但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分离。性活动最初完全基于生存功能，同时又处于与生命功能脱离的过程中。口欲的原型并不是吸吮乳房，也不是广义上的吸吮行为，而是弗洛伊德借用林德纳研究所称的“吸”（Lutschen）。从此，对象被放弃，目标和来源也在进食和消化系统的活动之外获得了自主性。通过“感官吮吸”，我们进入了上述的第二个特征，这也是一个与之前的依附过程密切相关的阶段：自体性欲（Auto-erotism）。
弗洛伊德从当时的性学家，尤其是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那里借用了这一术语，但赋予了其新的意义。他本质上将自体性定义为对象的缺失（Objektlosigkeit）：“一种未指向他人的性活动。”这个定义让我们不得不指出，尽管“自体性欲”这一概念在弗洛伊德思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但它同时也导致了精神分析思维中的一个重大误区，甚至可能包括弗洛伊德本人关于“对象”和对象原初缺失的思考错误。
在这种视角下，对象似乎是从一种完全“无对象”的初始状态中凭空生成的，仿佛某种“魔法棒”一挥而成。人类个体必须从一种可以称之为“生物学唯心主义”的状态中“打开自己”通向世界，包括事物与他人，而这种状态无疑比哲学上的唯我论更难以置信。从无对象的状态中推导出对象，这一理论任务显得如此无望，以至于某些分析家对此不惜断然否定。他们采取了另一种出发点，声称性欲本身从一开始就有对象。例如，精神分析学者巴林特（Balint）提出了一种观点，他试图证明孩子存在一种“原初对象之爱”，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
于是，此后所有关于对象的精神分析讨论便被限制在以下两种选择之间：要么人类从一开始完全没有对象，要么从一开始性欲就有对象。
弗洛伊德曾经清晰阐述过这种二分法的解决方案。有些发现可能被遗忘、遮蔽或被作者压抑。以下是一段关键的论述出现在第三篇论文稍后的部分，但它总结了第二篇论文中的核心观点：
在性满足最初仍与营养摄入（依附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性本能在婴儿自身身体之外拥有一个性对象（母亲的乳房）。只是后来，婴儿失去了这个对象，正值他能够形成关于给予满足的器官所属之人的完整观念时。通常，性驱力随后变成自体性欲（因此，自体性欲并非最初阶段），直到经过潜伏期后，原初关系才得以恢复。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婴儿吮吸母乳的场景成为了每种爱关系的原型。找到某个对象实际上是对这种原型的重新发现。
这段引文全然没有把自体性欲幻想为“完全无对象的原始状态”。在那种幻想中，人从无对象的状态走向找到一个对象。但自体性欲恰恰相反，是第二阶段，是失去对象的阶段。
需要注意，这里谈论的是“部分”对象的丧失，因为讨论的是“乳房”。弗洛伊德在此时提出了一个宝贵的观察结果。或许，部分对象的丧失正是因为“完整对象”（作为“母亲”的个体）开始显现。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一点，它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对象”，并且性欲从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的对象。乳汁是功能的对象，是用于满足的，因此它是真正的对象，是失去的对象；与自体性欲转向相关的乳房，变成了幻想中的乳房，成为性驱力的对象。因此，性对象并不等同于功能对象，它与功能对象之间存在移置关系。它们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接近性，使我们几乎毫无察觉地从乳汁转向乳房这一象征物。
弗洛伊德在他著名的表述中总结道：“找到一个对象，实际上是‘重新找到’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重新找到的对象不是失去的原始对象，而是通过移置得到的替代物；失去的对象是自我保存的对象，是饥饿的对象，而在性欲中，我们试图重新找到的对象是与第一个对象发生移置的对象。因此，最终我们永远无法重新找到那个对象，因为失去的对象与我们要重新找到的对象并不相同。这正是性追求开始时便带有的“二重性”。
性目标与进食目标也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们既相同又不同。进食的目标是摄入（ingestion），而在精神分析中使用的术语是“摄受”（incorporation）。这两个术语看似几乎相同，但实际上有一点微妙的区别。摄受已经成为一种幻想的场景，这个场景借用了功能的结构和语言，但在摄入的基础上加入了“食人”（cannibalism）这一概念，它包含了保留、摧毁、吸收等含义。
摄受不仅仅限于食物，因为摄受发生在其他身体系统，而不仅仅是消化系统。例如，精神分析中提到，摄受可能发生在皮肤、眼睛等其他身体部位。谈到视觉上的摄受，我们可以解释一些症状。因此，从进食目标到性目标之间存在一个过渡，这个过渡通过类比或隐喻的方式完成。
最后，在探讨进食过程中的目标变化时，我们还应注意，除了幻想的场景（如口腔中的摄受）之外，还有一种目标，它无疑与场景有关，但更局部，也更直接，那就是“即刻欢愉”（pleasure taken on the spot），也就是单纯的感官吸吮享乐。在幻想性的摄受目标和更局部、更直接的唇部刺激目标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
我们之前提到，“来源”或许是核心问题。需要强调，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弗洛伊德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因为在《性学三论》中，“来源”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在初期阶段，来源被理解为最具体和局部的概念，一个性敏感区（例如口腔区域，受到乳汁刺激的唇部区域）。
似乎有某种生物学机制从某些预定区域“分泌”性欲，就像某些生理机制通过局部紧张感产生营养需求一样。因此，来源问题体现在生理学的概念中。但弗洛伊德也引入了第二种更广泛、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我们逐渐过渡到一个更加广泛的过程，在《性学三论》中已经有所体现。随着弗洛伊德的临床经验的积累，他发现产生性刺激的能力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被描述为口腔、肛门、尿道或生殖器的性感区域。并非只有这些明确的区域，而是每一寸皮肤区域都能成为性刺激的起点。弗洛伊德在思想后期提出，它不仅包括每一寸皮肤区域，还包括所有器官，甚至包括内部器官。弗洛伊德更进一步认为，所有功能，甚至所有人类活动都可以成为性刺激的来源。
我们在《性学三论》中讨论“间接来源”时，注意到性欲“来源”并不是局限于某个器官或某些特定细胞的生化过程，它可以是一个普遍的过程，比如摇晃婴儿、在乘坐火车时发生的有节奏的震动，都可能产生性刺激。更泛泛地看，弗洛伊德还提出，强烈的智力活动本身也能成为性刺激的起点，这一点可以通过临床观察得到验证。某些更普遍的过程（情感，尤其是痛苦的情感）也能成为性刺激的来源。例如，突如其来的焦虑状态常常引发性刺激。我们将在后续讨论受虐狂时，进一步探讨痛苦情感作为性欲的“间接来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