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野外“长大”:
和保护生物学家吕植聊成长
作者 | RedApe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吕植的早期经历里，阅读的意义非常大
-真正的自然教育，是让孩子理解世界的复杂多样，而不是叫得出100种虫子的名字
上周，小乐终于毕业了。这么一来，成长合作社的三位“社长”里，就我不是博士了。作为学历上的少数派，我一边给她散发着慈祥光芒的毕业照点赞，一边提醒博士们，“要注意生物多样性喔”。
在这个公号成立前，我们仨最常聊的话题里就包括环境污染和自然保护，而且三个人的科学爱豆里都有吕植。由于吹嘘过在哥本哈根时蹭过吕植的酒店房间、和偶像睡过一张床，她们显然不能放过我，直接启动了答辩模式：
“吕植是怎么变成科学家的？”
“吕植怎么看待自然教育？”
“孩子需要怎样的自然教育？”
我：……
吕植是谁？
吕植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国最知名的保护生物学家、生态学家之一。从1985年跟随潘文石教授入秦岭研究野生大熊猫开始，她一直活跃在科学最前沿。和待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不同，她的研究大多发生在野外，所以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西部，也是她足迹踏遍的地方。
吕植也是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和大众科学杂志青睐的中国科学家，她的学术研究、文章和摄影作品常出现在《自然》、《科学》、《国家地理》上。她还是IUCN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际保护生物学学会理事。总之，就是很牛啦。
这个戴着大眼镜、留着可爱短发的年轻人，就是当年的吕植。
科学家的身份之外，吕植是一位自然保护的实践者。从早年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项目主任， 到创建保护国际（CI）中国项目，再到创办中国本土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她所做的事是通过关注人的需求和文化来解决动物的问题。
比如，山水一直在三江源、西南山地和澜沧江流域保护雪豹、大熊猫，为了减少人兽冲突，山水帮助当地人在四川平武大熊猫保护区养殖蜜蜂，用卖“熊猫蜂蜜”增收的方式缓解人对熊猫栖息地的影响。顺便说一句，小乐婚礼上送给来宾的礼物就是这种蜂蜜（真不是广告）。
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并且一直做下去，这是我们欣赏的一个人能成为的最好样子。学校的科研，野外的自然保护，社会的倡导同时进行相辅相成，这也是我们眼中一个科学家的理想状态。
所以，吕植是如何成为这样的她呢？对于家长们，她的成长经历有什么借鉴意义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和她聊了聊。
从爱看杂书的孩子到科学家
吕植是甘肃兰州人，出生于1965年，1981年考上北京大学。
吕植的小学时代，老师们一周有三个下午要参加政治学习，学生就放假。这样一来，课堂上要学的东西很少，空闲时间很多。从小爱看杂书的吕植，就把所有没课可上的时间拿来看书。父母都是教师，家里书不少，尽管销毁了一些，仍然够一个孩子随手抓来读。别人知道这个孩子爱看书，也把图书馆毁书时偷偷藏起来的书借给她看。这个时期读的书里，包括儒勒-法尔纳的《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等科幻小说。
尽管囫囵吞枣不求甚解，阅读的习惯养成了，读的东西也真不少。文革结束后，能看的书更多了，这时的吕植已经上中学了。由于看了一些国外的科普和科幻读物，比如《物理世界奇遇记》、爱因斯坦传记以及阿西莫夫的作品，她开始对科学和哲学感兴趣。
吕植的生物学启蒙，源自一部中学时代看过的英国电视剧《达尔文》。达尔文在环球航行中去过的地方、观察到的动植物和人，启发他探索出了物种起源、进化和灭绝的规律。这个电视剧呈现出的生物世界如此美妙，导致着迷了的中学生吕植又找来《小猎犬号环球航行日志》，沉浸在书中的探险经历和自然景观中。
因为向往达尔文的经历，也因为文革后开始复苏的科学气息，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痛苦仍心有余悸，读书很杂的吕植先是选择了理科，最后报考了北大生物系，离开了西北家乡，从此一路向前，长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家。
“偶然”的保护，一生的热爱
吕植和我们想象中的保育英雄不太一样。
享有极高声誉、影响了几代人的珍·古道尔博士，从小就热爱自然、喜欢动物，她的这份“童心”推动着她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猩猩专家”和动物学家。
相对于这是什么鸟、那是什么花，吕植对于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关系、演化原因的兴趣，远大于生物本身，而她走上保育的道路似乎也带有更多的偶然性。
上大学后吕植发现，原来生物学还细分为生物化学、细胞遗传、生物物理，面对这些她之前都不了解的领域，稀里糊涂跟着同学选择了生化方向后，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天天待在实验室里。大二时，一次前往烟台实习的经历，让她遇到了潘文石教授。
潘教授当时在四川卧龙研究熊猫，实习之余，老给孩子们讲当年西藏科考的经历。这时吕植才意识到，北大生物系除了实验室，还有人在野外做研究。几年后，吕植成了潘老师的研究生，从此跟熊猫结缘。
从1985年开始，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吕植的工作就是研究熊猫+保护熊猫。10几年的时间里，吕植了解了熊猫生活史的方方面面：吃什么、在哪儿活动、什么规律、种群动态、社会行为、遗传多样性，以及它们的生存困境。
与熊猫同行多年后，最初并不是因为喜欢动物而走上保护道路的吕植认识到，要了解和保护熊猫，除了科学化地收集数据、分析数据以外，识别熊猫个体，了解熊猫生活的森林里的细节，特别是体会熊猫在林子里生活的感觉，才是她研究中最重要的收获。
“和学游泳时讲水性一样，研究动物也要讲究自然性，其实就是与动物、与自然在身体和感性上的连接。”吕植的感受是，人类的祖先就是靠“自然性”生存的，而我们现在几乎已经忘记了。在野外一待几个月、连续好多年，时间久了，一走进森林里，吕植就知道这个地方熊猫会不会喜欢。
此时，原本带着达尔文式的探索热情进入自然领域的吕植，最终和自然、和熊猫建立起了自己最初未曾想过的亲密感，而这种感性认识反过来对科研有着极大的帮助。无论是分析数据还是建构模型，科学家的良好直觉都不可或缺，而野外的经验也可以避免模型完美但违背常识的误判。
“科学家所积累的，除了知识和信息外，是直觉和判断力。自然的研究者，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应该是一门必修课，这是机器和模型仍然无法取代的。”
左起分别是：潘文石教授、吕植、乔治·夏勒博士。乔治.夏勒博士是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野生动物研究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为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开展工作的西方科学家。
认识世界的复杂多样，
比叫得出虫子的名字重要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吕植经常会被当作生物百科全书提问，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鸟？
遇到这样的问题，她会告诉你，她是生态学家，不是博物学家。前者的关注重点是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关系，而后者更像是自然的记录者。也因为这个原因，吕植会很坦诚地说，一到认动物认植物，她不如自己的学生。
亲近自然、在自然中学习的理念逐步流行以来，各种自然教育项目也多了起来，去自然学校过周末，洞穴探险，用无害的清洁品洗碗……身为保护生物学家，吕植对自然教育的看法是是“不要神圣化”。
“通常自然界容易让人专注，一花一草一虫，容易抓住孩子的注意力，但是自然教育的意义，在于让孩子理解世界的复杂多样，这比叫得出虫子的名字更有价值。”吕植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理解世界复杂性的过程。
刚开始研究熊猫时，吕植还没有想过保护的问题。那时吕植面对的森林，就是达尔文所处的大海，更多是好奇和探险。在吕植看来，是熊猫引导了她对环境问题的认知。
白头鹎。认识世界的复杂性比记名字重要，不过知道这只鸟的名字感觉很开心
上世纪80年代，虽然已有保护区存在，但林业部门还是以森林经济创收而非保护的角色存在的。观察熊猫的吕植发现，保护区以外的森林都在被砍伐，而熊猫对森林非常依赖。比如，母熊猫有固定的产仔洞，附近天天在砍树，母熊猫的繁殖就会受影响。
看到这种情况，吕植和潘文石教授就请长青林业局的伐木队别在这里砍树了。伐木队的人也非常好，听说熊猫两年产仔一次后，就说明年再来砍吧，今年不砍了。
后来，因为潘文石教授联合了很多科学家一起给中央写信，位于秦岭长青林业局变成了长青保护区，这里的森林就保住了，熊猫也安全了。可是保护区以外呢？人的生计如何解决？如果养活不了人，熊猫的安稳能长久吗？
事实上，正是这个关于人和动物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把吕植从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和科学家，变成了一个自然保护的实践者。保护熊猫时面临的命题，在后来的三江源雪豹保护时依然存在——雪豹就一定比牧民的牦牛重要吗？
此后的数十年里，吕植投身国际NGO，再到创办自己的组织，工作的核心都是解决人的问题。吕植把这个理念变成了两件事：基于社区的保护实践，通过研究支持保护的行动和政策。
此时的吕植，跟80年代刚到秦岭时的她不一样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吕植，看到被村民围堵的怀孕毛冠鹿时，第一反应是好可怜，而村民笑着对她说，“你真有口福，刚来就有肉吃。”
多年过去了，复杂的世界并没有变得简单，那个永恒的问题还在：保护自然是对的，但是人的需求也要正视。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么做？什么才是一生的成长？
吕植的思考是这样的——
“人有惰性，特别是当你在一个领域里感到得心应手了以后，就很容易走向固化甚至自负，张口闭口以我为中心，这意味着你要过时了。年轻的时候我很看不起这样的人，但我现在过了50岁，开始感觉到必须要有意识地努力，才不至于变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我的兴趣一直在变化，从熊猫扩展到青藏高原，从研究到实践，从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到了解人的行为选择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而贯穿其中的是对自己的观察和反省：人了解自己其实是最难的。我对专业领域的框架有一种天生的反抗，不过前提是你得对专业领域和它的框架有足够的了解，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有可能打破框架，融会贯通。如果不了解就反抗，那是无知。”
想了解更多，推荐吕植在一席的演讲《下一个平衡在何处》，以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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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我，我还是二维码，只是长得好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