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Reddit上一个前苏联家庭的专辑收藏
共产主义的真正颜色：绯红之王、深紫、平克·弗洛伊德
The True Colors of Communism: King Crimson, Deep Purple, Pink Floyd
作者：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第六章
西方摇滚乐对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青年有着惊人的吸引力。在苏联的青年文化中，这种音乐无处不在且充满活力，乃至苏共想要更细致地了解摇滚对意识形态信仰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两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是老一辈的忠诚党员）在全国各地组织与苏联青年听众的辩论，探讨西方大众文化对苏联青年生活的影响程度。社会学家在辩论中向听众们提出，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正处于顶峰，摇滚乐已变成资本主义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意识形态工具。
为了证明这种发展趋势，他们举例说，许多以前思想进步的西方艺术家皈依了保守的资产阶级价值。他们辩称，民谣歌手琼·贝兹（Joan Baez）曾经一直以“反越战”的进步“抗议歌曲”闻名，现在却转向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然而，让社会学家们苦恼的是，年轻的苏联听众对这些论调无动于衷，他们通常会说：“音乐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担心？”的确，苏联青年喜欢忽视显而易见的政治关联，认为它们无趣且无关紧要，他们对如何定义“西方歌曲”也不太感兴趣。这两位社会学家悲观地总结说，苏联青年变得幼稚可笑，无法认识资产阶级大众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直接关联。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悲观的结论改变了早先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批判，早先的批判集中在相对较小和孤立的离经叛道者身上，比如衣着时髦的亚文化青年“斯迪亚季”（下文译作“时髦青年”，stilyagi）。讽刺文章和漫画把他们描绘成没有道德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游手好闲者。新的批判运动似乎承认，西方大众文化已经普遍影响普通的苏联青年，他们描绘对象的方式似乎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抨击西方“大众文化”，不仅将它们视为腐朽和资产阶级趣味的表现，还视为资产阶级世界与社会主义的广泛斗争中使用的一种阴险的意识形态武器。
当时，苏联报刊的批判文章反映了这一明显的焦点变化。1981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流行音乐碰壁了》的文章，文章解释说，西方新潮流行歌星的音乐“完全向资产阶级世界的恶习妥协”。这种音乐已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将“听众带入无法实现的幻想世界”，是“音乐毒品”（muzyka-narkotik）、“音乐安眠药”（muzyka-snotvornoe）和“音乐诈骗”（muzyka-obman）。文章总结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必然发展，因为它不过是“艺术与商业不平等联姻的畸形后代”。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批判运动与以前的批判运动并无太大区别。和以前一样，批判的重点是个人品格和道德问题。和以前一样，西方文化对苏联青年的影响被问题化，成为道德败坏或危险的政治幼稚行为。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批判的重点不是少数离经叛道者，而是更广大的共青团员。
即使是最活跃的共青团书记和最真诚的共产主义青年，也设法将“想象中的西方”的文化符号、审美形式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和修辞相结合，创造出一种与官方党派权威言论有所不同的共产主义未来。本章首先论证官方的批判运动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苏联社会内部的文化变革本质，而这些批判反而进一步推动了变革。
本章关注那些既忠诚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又热爱“资产阶级”文化的活跃的共青团书记，他们认为自己是尽职尽责、道德高尚、富有创造力的苏联公民，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共同利益而奋斗。本章的第二部分将目光投向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年轻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苏联体制及其内部话语和信息矛盾的印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珍视独立思考，追求多元的文化兴趣，并且忠诚于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所有这些都使他对西方“黑市”摇滚乐的狂热兴趣变得合情合理。亚历山大代表着另一种深刻的苏联体制“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自相矛盾。
以个人道德败坏为重点的批判言论将某些“两面派”共青团员置于问题的核心。据称，这些人在忠实的共产主义者的面具下隐藏了他们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价值和商品拥趸的真实偏好。正是这些不道德的人才是问题的根源。这种论调将资产阶级文化的危险归咎于这些人的两面心理。与早期批判运动相同，这种批判方式也歪曲了“问题”。
这种批判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西方文化在苏联环境中的影响是由国家文化政策的矛盾促成的，它们是社会主义现实的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美学可以在苏联环境中获得特定的含义，并不一定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现实相悖。这种批判从字面上解读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符号，却没有考虑到苏联青年对这种文化的复杂转换和挪用，与字面解读大相径庭。
这里有一个批判性误读的例子。80年代中叶，共青团发布了一张海报，这张海报张贴在学院和办公室里。海报上写着：“机会主义者会变脸——揭露他！”（图1）。浅色方块（彩色原图为红色）代表权威话语，人物在这种情境下扮演着模范共青团书记的角色。他满腔热忱地向听众演讲，身着正式的共青团制服，左胸襟上佩戴着共青团徽章。
他的姿势端正而自信，讲话中充斥着表示“英雄般”建设项目的共产主义词汇：贝加尔–阿穆尔铁路（BAM）、伏尔加汽车制造厂（VAZ）、乌连戈伊（Urengoy）天然气管道、卡马汽车厂（KAMAZ）、坎斯克–阿钦斯克燃料和能源综合体（KATEK）；代表政治运动的词汇：开放运动（glasnost）、自主经营（khozraschet）、合作社（kooperativ）；代表科学成就的词汇：电子计算机、水力发电站等等。
在权威话语之外，在环绕的外侧黑框中，这个机会主义者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是一个物欲横流的资产阶级同情者。他穿着美国牛仔裤，右膝盖上方缝着美国国旗的图案。他还穿着西式运动鞋，翘着腿，摆出一副轻松的、“没规矩”的姿势。这个黑色的空间充满了资产阶级话语，西方商品和品牌的外国名称用拉丁字母书写，与红色方格中的西里尔字母相反。
这种资产阶级话语是苏联话语的基础，呈现出“真实”的隐藏本质。红色方格中的文字变形为黑色方格中的文字。海报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这位共青团员是一个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者，他在公众面前戴着优秀共产主义者的面具，在面具背后却隐藏着他腐败的资产阶级嘴脸。这种表现形式显然有别于“时髦青年”等离经叛道者，后者在描述中与共青团的活动毫无关系。
与海报信息相反，西方摇滚乐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既不一定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对立，也不一定分离，而是被彻底融入其中。在共青团最活跃、最有理想的参与者那里，这种融合是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晚期社会主义特别具有启发性。
在“开放运动”初期，共青团领导层承认，自己未能遏制苏联青年中“资产阶级”文化的负面影响，并试图提出新的解决办法。为地方共青团领导层和活跃分子出版的杂志《青年共产主义者》（Molodoi Kommunist）写道，该组织不曾意识到，磁带音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广泛地传播。文章指出，这种现象促成了一种全国性亚文化的出现，该亚文化拥有共同的兴趣、实践和信息，但同时，共青团的领导们几乎完全不理解这种文化，他们本该组织和领导全国青年文化。
文章写道：“今天，我们不知道磁带的实际流通规模。目前磁带的交换非常频繁和普遍。一些自发的非正式俱乐部出现了，信息、宣传和交换将年轻工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聚集在一起。”文章认为，摇滚乐迷社群的非正式关系已经发展得如此完善，甚至出现了用打字机制作的见闻丰富的独立杂志，例如《耳》（Ukho）、《摇滚》（Roksi）和《猫》（Kot）。
这些杂志刊登了“业余”记者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磁带音乐，也翻译西方音乐媒体的文章，提供西方乐队的情报。这些杂志被一遍又一遍地通过重新打字和复印进行复制（复印设备受到国家严格控制，通常无法获得）。这些副本像磁带一样在全国流通。《青年共产主义者》敦促领导层加强控制全国范围内的摇滚乐磁带传播：“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预见性。不要让我们折戟。”
共青团承认未能遏制西方音乐的传播，但没有分析西方音乐为何如此流行，以及它对苏联青年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相反，共青团继续坚称，这种音乐应在话语的构成层面上加以解释，表现了天真幼稚或道德败坏的青年群体的“资产阶级价值”。权威话语原则决定了批判性修辞缺乏灵活性。共青团作者所能使用的唯一修辞就是权威体裁。共青团的言论受制于这种话语的修辞闭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共青团领导层需要更有力地实施过去已经失败的措施。只有整个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出现断裂，打破闭环，这种话语的修辞才会改变。这种断裂最终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它迅速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之无法修复。
不过，在此之前，共青团曾试图在相同的话语范围内遏制西方摇滚乐的传播。20世纪80年代初，共青团向地方发出中央指示，要求他们加强对本地区迪斯科舞厅曲目的控制。1985年1月，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州委会向该州的市委和区委发出指令，题为“曲目中包含有害思想作品的外国音乐团体和艺术家的大致名单”（图2和图3）。这份文件与上级发给地方共青团的其他指示一样，都标明“仅供内部使用”，因此一般公众无法看到这份文件。其实，直到20世纪90年代，共青团发布的此类指示都不为人所知。该文件确定了38个有问题的西方乐队和流行艺术家，他们的音乐以磁带录音的形式在苏联青年中流传。
图2
这份清单描述了与每个乐队和艺术家相关的具体意识形态问题。然而，苏联的文化政策总是试图同时做两件事——允许文化创新和创造，但又要遏制不良后果。这就出现了我们熟悉的悖论。清单对迪斯科舞厅曲目的控制不仅非常有效，而且陷入了闭环。遏制西方音乐传播的措施为西方音乐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外国乐队名单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只有某些西方乐队有问题，而其他乐队没有问题，包括几十个未被列入名单但音乐仍以磁带形式四处传播的乐队。此外，与西方音乐相关的“有害思想”被描述得非常狭隘和精确。换言之，这在向共青团员暗示，那些不带“有害思想”的西方音乐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名单上的每支乐队都与以下若干有害思想有关——朋克、暴力、破坏、色情、宗教蒙昧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个人崇拜、性、同性恋、民族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宣传、苏联军事威胁的神话等等。这份清单还清楚地表明，共青团中央的专家们会关注一些西方乐队的歌词。英国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一张专辑（仅标有“1983”字样）被定性为“歪曲苏联外交政策”。他们认为，专辑将苏联干涉阿富汗事务歪曲为“苏联侵略阿富汗”。
平克·弗洛伊德1983年的专辑The Final Cut中确实有一首名为Get Your Filthy Hands off My Desert的歌曲，歌词如下：
Brezhnev took Afghanistan.
Galtieri took the Union Jack.
And Maggie, over lunch one day,
Took a cruiser with all hands.
Apparently, to make him give it back.
该专辑被认为包含“有害思想”，因为其中简短的一句话“勃列日涅夫占领了阿富汗”暗示了占领和侵略，而且歌曲将阿富汗战争与其他战争相提并论，但苏联媒体将那些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
对某张具体专辑和某种具体有害思想的集中批判再次反映了文化政策的悖论。首先，这意味着平克·弗洛伊德的其他专辑可以得到接受。事实上，在1980年和1981年，苏联音乐月刊《地平线》（Krugozor）发表了一篇关于平克·弗洛伊德的文章，并介绍了几首他们早期的歌曲。其次，这些批判仅从字面上理解歌曲的意思，但其实大多数苏联年轻人并不从字面上理解这些文字，他们通常既不认识也不关心确切的外国歌词。
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样，共青团书记安德烈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还是中学生，那时的他就对英美摇滚乐产生了兴趣。1968年，15岁时的安德烈画了一幅他幻想中的乐队，取了英文名“停尸房男孩”（The Boys from a Morgue，图4），这幅画很好地捕捉了他早期对这种音乐的狂热。
后来，安德烈成为列宁格勒一所大学地质系的学生。在大学里，他结识了更多的音乐收藏者和“业余”乐手，并开始积极交换西方乐队的磁带，大大加深了他对音乐的了解。他解释道：“我们当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音乐‘圈子’，那时候正是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时代。太棒了！！深紫乐队（Deep Purple）也刚刚起步。还有动物乐队（The Animals）。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真正的音乐诞生期！”
在大学里，安德烈还参与组织学生们的“休闲晚会”和舞会，这些活动都在共青团委的主持下进行。团委必须针对青年群体组织文化活动，于是安德烈的音乐人脉派上了用场。安德烈说，共青团委“得知我有一票朋友，其中包括音乐家和音乐收藏者，他们很乐意把这些音乐活动委托给我。”
安德烈还结识了其他院校的音乐活动组织者，他们帮助他建立了人脉。他开始邀请“业余”摇滚乐队，例如“阿尔戈英雄”（Argonafty）和“地球人”（Zemlyane）来他的学院活动上演出。他还通过共青团的渠道帮助他们受邀参加爱沙尼亚的业余音乐节。这些乐队的业余身份使他们能够在曲目中加入一些专业音乐家无法在国家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的音乐。
此外，安德烈与共青团委的关系，以及他组织活动的共产主义主题（大多数活动都与革命纪念日、五一劳动节、胜利日和苏联地质学家日等庆祝活动吻合），都使得他的音乐会曲目不太可能受到共青团或党委的严格审查。安德烈还积极参与了团委的其他工作。他是一位忠诚的共青团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热情。
大学毕业后，安德烈在列宁格勒的一家研究所担任地质学家，并很快加入了研究所的共青团委。加入团委的原因之一还是他想继续组织摇滚音乐会和青年舞会。在共青团中担任领导职务有助于获得意识形态背书和物质支持，为这些活动提供必要的共青团背景，让他获得资金、设备、场地、交通补助等。加入团委的另一个原因是，安德烈希望参加共青团的其他各种活动，组织社会运动，解决社会问题。显然，对安德烈来说，同时热衷于列宁和齐柏林飞艇似乎并不矛盾。
学院共青团委书记萨沙离职后，安德烈被推选接替他的职务。1982年11月，作为新任书记的安德烈在一次大型普通成员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演讲。在此，我想谈谈另一篇讲话，它与我们当前有关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在苏联青年中蔓延的讨论有关。针对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日益增长的影响，安德烈发表了声明：
共青团工作最重要的方向是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对布尔乔亚思想和道德毫不妥协的态度，对青年男女进行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共青团组织思想领导面临的首要任务。
这段话与之前提到的批判性文本直接相关。将这段话与上文提到的1981年《共青团真理报》文章中的短语进行比较，后者抨击了西方资产阶级音乐，那篇文章同样使用类似的权威措辞，认为当代西方摇滚明星“完全向资产阶级世界的恶习妥协”。如我们所见，这种修辞手法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媒体文本、党的文件和社会学研究中广泛存在，安德烈显然非常熟悉这一点。安德烈在讲话中宣称，“对布尔乔亚思想和道德毫不妥协的态度”必须成为他所在的共青团委的“首要任务”。也就意味着，团委必须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所有表现作斗争，而根据媒体上的批判性话语，这其中就包括西方摇滚乐日益增长的影响。
与此同时，当安德烈在会上讲话时，年轻的听众也是参加他组织的“休闲晚会”和舞会的人，他向他们播放了自己收藏的西方摇滚乐队的录音。在他的晚会上，他亲自用麦克风介绍西方乐队和歌曲，并经常详细介绍他从收藏家中间流传的外国音乐出版物上了解到的有关乐队和风格的信息。1982年，就在他演讲的前后，安德烈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期英国杂志《新音乐快讯》（New Musical Express），这是一位水手从西欧带来的。
安德烈煞费苦心地翻译杂志上一篇关于德国重金属乐队蝎子乐队（Scorpions）的四页文章，并用共青团委的打字机打印出来。在共青团关于“有害思想”乐队的内部文件中，蝎子乐队被列入了黑名单。安德烈显然不同意蝎子乐队或类似乐队的“有害观点”。在他的舞会上，安德烈宣读了他翻译的文章节选，其中包括有关该乐队吉他手迈克尔·申克（Michael Schenker）的以下段落：“现在迈克尔的毒瘾变得真正‘严重’了……他将药丸、可卡因和酒精混在一起。” 安德烈解释说，在打开录音机之前，他将以引用这篇文章的乐观呼吁来结束讲话：“那么，是什么让迈克尔活着？和你我一样，当然是重金属！”
对许多共青团书记来说，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伦理和美学并不一定会被简化为上级机构下达的规则和指示。这些书记将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视为“纯粹的形式主义”，并无大碍，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让他们饶有兴致并坚定地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工作。对安德烈来说，组织摇滚音乐会和舞会以及其他具有美学趣味和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工作。
一方面，安德烈似乎完全符合本章开头提到的两位社会学家所描绘的年轻人天真幼稚的批判形象。与他们描述的年轻人一样，安德烈认为，将西方音乐与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关联起来并不合适。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天真，也不无政治头脑，在学校、大学和研究所积极参加共青团工作。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他戴着共青团员的面具并非出于工具主义和职业主义的考虑。
安德烈之所以决定担任共青团书记，是因为他的信念。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并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几年后的改革期间（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批判共产主义理想和列宁权威的新话语，安德烈很难感同身受。他把那时理想的逐渐丧失描述为自己的 “个人悲剧”。
在晚期社会主义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想象中的西方被塑造和传播。这种建构由各种各样的表述和宣告构成，其中许多相互矛盾，甚至存在冲突。安德烈的论述也反映了这种信息共存的复杂性。他身为共青团书记所做的批判性演讲，他兴奋地翻译着西方摇滚乐队的文章，他在音乐活动上的讲话，凡此种种，都代表了安德烈所在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丰富的“杂语”（heteroglossia，译者注：巴赫金语）。
在话语的静态陈述维度上，这些不同的信息似乎彼此矛盾。然而，安德烈将许多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性言论视为纯粹的表演性（performative，或译作“述行”）、仪式化的权威话语形式，这些话语最初的陈述意义无关紧要，它们的表演性反而促生了其他重要活动、意义和实验美学的出现。
在安德烈的言论库中，那些权威文本遵循着权威话语的“生成性”（generative）原则撰写。例如，所有这些文本都包含着相似的语义块，例如“坚决态度”、“资产阶级道德”、“苏联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以及“有害思想”。这些文本闭环的修辞结构，以及它们传播的仪式化语境（共青团会议、中央委员会指示、宣传海报、报纸头版文章）使得安德烈和他的年轻听众能够毫不费力地将它们识别为权威话语的典型例子，让他们的解读可以超越对现实的字面陈述，产生新的、重要的、有趣的和实验性的意义、活动和行为。
这并不意味着权威文本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相反，这让安德烈和他的听众接受了一些对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有意义又准确（例如，资本主义将艺术商品化，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战争），同时将其他对这种文化的批判性主张解读为“纯形式主义”（例如，西方摇滚乐的美学是缺陷的、邪恶的和反苏的）。
正因如此，安德烈看似矛盾的言论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他虚伪的证据。正如安德烈自己后来所言，两种类型的文本（他反对资产阶级的演讲和翻译西方乐队的文章）对80年代初的他来说同等重要，因为它们都代表了当时的重大利益和理想，代表他积极、创造、负责任地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
在他的私人档案中，这两类文本都被归档在一个标记为“1982年”的档案夹里，与其他文件和图片放在一起。此外，对于安德烈和他的听众来说，西方摇滚乐队的音乐和其他信息并不代表一个“真实”的遥远异国世界，而是一个他们自己积极参与创作的、存在于“地方想象中的西方世界”。因此，安德烈着迷于西方摇滚明星吸毒的故事，却并不妨碍他组织运动，反对他所在研究所的共青团成员酗酒。同样，尽管安德烈积极推广“有害思想”地音乐，但他所在的共青团区委仍然将他视为一位杰出的书记。他发起了一些有趣和富有创造性的共青团工作，并被团委授予“为共产主义青年教育事业积极工作”的荣誉证书。
我们研究了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想象中的西方符号和元素如何在年轻一代中出现和传播。然而，当时这一代人如何明确反思和讨论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他们周遭共产主义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接下来我将证明，苏联末期的社会文化无处不在地谈论共产主义未来，这与某些摇滚和爵士音乐的美学完全兼容，这些音乐注重实验性声音、即兴创作并打破所有规范。这种即兴、以声音为中心、非语言的音乐特性非常适合于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这种有意义的生活既可以存在于想象世界，也可以存在于未来，包括共产主义未来。正因如此，对于一些苏联年轻人来说，70年代最不像苏联的西方硬摇滚乐队反而与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异常契合。这种美学甚至让最忠诚的年轻苏共党员阐释一种比党委权威言论的更具世界主义和创造性的共产主义理想。
为了解这一代人反思和重新诠释的创造性过程，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朋友之间私人通信记录的对话。以下摘录了亚历山大（1959年出生）在70年代中期写给朋友尼古拉（1959年出生）的信件片段。亚历山大最初来自西伯利亚北部的偏远城镇雅库茨克，距离莫斯科以东四千五百英里，后来他从那里搬到了新西伯利亚。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在雅库茨克做了几年同学，直到1974年，十五岁的尼古拉随父母搬到了列宁格勒。1976年，亚历山大读完高中后也从雅库茨克搬到了新西伯利亚，在新西伯利亚大学学习数学。1974年到1978年间，这两人经常通信。他们的信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共产主义、哲学、艺术、数学、科学、诗歌、西方摇滚乐、友谊、道德、爱情等等。
亚历山大的父亲是工厂机械师，母亲是医生。他从小就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价值抱有强烈认同，并经常在信件中加以反思。他的一些热情宣言可能听起来不像他那一代人的典型，大多数人会感到别扭，尤其是和朋友交流时。也许由于成长在一个相对偏远的省城，亚历山大不太可能遇到在大城市会遇到的、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冷漠态度。他肯定不是一个“积极分子”，一味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党委言论，从未质疑或争辩。
亚历山大认为自己是一个原则坚定、思想独立的人，他经常与党内官僚的观点和苏联报刊文章意见相左。在学校和大学期间，亚历山大始终积极担任共青团领导职务，并始终活跃于各种政治倡议活动中。与此同时，他也是西方乐队的一名活跃粉丝，通过非官方（“黑市”）渠道购买和销售唱片，成为西方摇滚的鉴赏家。亚历山大的例子之所以特别有趣，不仅在于他同样热情地致力于共产主义和西方摇滚，还因为他明确地思考了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
1973年，亚历山大在雅库茨克的学校里加入了共青团，并很快参与了共青团的活动。后来他再次当选为学校共青团书记，并于1975年4月25日自豪地写信给尼古拉：
我当选学校共青团委第二任书记。现在，我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共青团工作中。我四处奔波，工作不一而足。总之，我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共青团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是朋友们讨论中反复出现的话题，他们有时会对这些活动的重要性产生分歧。尼古拉回复亚历山大的信，评论说他学校的共青团仪式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繁琐任务，亚历山大在1975年5月13日作了如下回复：“引用你的话说，‘这些共青团会议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但难道你们学校的共青团生活不正是依赖于普通成员的参与吗？去参加委员会会议，告诉他们你们学校进行的共青团工作既无趣又死板，还不得不去！”
和共青团书记安德烈一样，亚历山大坚信，共青团的工作虽充斥着形式主义和毫无意义的仪式，但也包含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而且积极端正的个人立场可以扭转权威仪式的乏味。这种信念使他与那些试图完全避开共青团的人截然不同，后者甚至拒绝思考共青团是否有任何意义。对于亚历山大来说，成为共青团成员意味着积极参与共青团活动。此外，在他看来，诚实的立场就必须具有批判性。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至于那些仅仅顶着共青团员头衔的人（名义上是共青团员，但实际上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我比任何人都讨厌他们。”
翌年，朋友们再次讨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他们在学校遇到的意识形态惯例之间的区别。1976年8月15日，亚历山大强调，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并在实践中实现它，他说这是一种总体的奉献精神，证明他积极参加共青团的决定十分正当，即使需要面对一切不利条件：
我坚信共产主义，我的信仰坚定不移。它如此伟大，足以让更多人信奉。但这种信仰并不盲目，不是毫无头脑的信仰。我不喜欢那些响彻云霄的空话，但要直白地说一句，建设共产主义是我的毕生任务。然而，要能够建设它，就必须了解它，不仅要知道理论，还要知道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这就是我加入共青团的原因，这就是我珍视与它相关的一切事物的原因。
除了担任学校共青团书记一职，亚历山大还有广泛的兴趣，并且在大多数领域取得了成功。他在理科和文科方面都表现优异。他的数学成绩如此出色，以至于他被选入市里顶尖的数学集训队，参加由雅库特共和国各市中学组成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在1975年4月5日写信讲述了他的成功：
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我在专业理科高中组和普通高中组都获得了第四名。我们市队在所有三个级别的奥林匹克竞赛（在雅库特共和国范围内）都获得了第一名，这前所未有。
除了数学，亚历山大还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尝试写诗，希望能有一天出版，并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完善他的英语水平。在下一封信中（1975年4月25日），他写道：“最近我们举办了市级中学英语奥林匹克竞赛。我参加了十年级组的比赛……在三个科目中获得了两个第一名和一个第二名。我还获得了总分第一名。”
1976年夏天，亚历山大被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数学系录取并搬到了新西伯利亚。与此同时，他住在列宁格勒的朋友尼古拉没有通过列宁格勒大学（译者注：今天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正计划花接下来的一年为来年夏季再次参加考试做准备。朋友们讨论着如何帮助尼古拉备考。1976年12月4日，亚历山大给他发了一份梗概，推荐了一份线性代数、微积分、物理、文学和哲学书籍列表，给出了应该思考的问题：
然后两小时哲学课和文学课。阅读以下内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丢番图等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当然，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
不要害怕问那些被认为政治上敏感的问题。你当然可以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并试着回答它们。试着思考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而西方意识形态者是错的。或者相反？
顺便说一句，这里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艺术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亚历山大列出了不同学科的详尽列表，他不仅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作，还强调古希腊人和德国唯心主义者著作，这些都反映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苏联理想公民。此外，尽管他坚信共产主义思想的终极正确性，但他认为人们应该通过阅读和批判质疑而不是简单重复党章来形成这种信念。同时，他也警告尼古拉不要太公开地进行这种批判质疑。
亚历山大似乎非常清楚苏联权威话语的运作方式，就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对于亚历山大来说，重复权威话语的公式结构和批判反思共产主义思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并不矛盾，因为前者促成了后者。一个道德正直、有思想的人必须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这与一位只会鹦鹉学舌般重复党章内容而不进行批判的典型积极分子背道而驰。
这封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艺术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反映了亚历山大对美学、批判性思维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关系的看法。我们看到，这些主题的融合直接关乎亚历山大和许多同龄人如何看待西方摇滚乐在他们生活中日益重要性，以及这些音乐与他们周遭苏联社会的价值和现实之间的关联。
像他们许多朋友一样，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在70年代初的初中就开始收集西方摇滚乐队的磁带。朋友们经常在信件中讨论摇滚乐。亚历山大与这种文化形式的关系既复杂又充满矛盾。他不仅是被动聆听摇滚乐的人，他还对摇滚乐在美学和心理层面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影响听众，与未来社会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倍感兴趣。
苏联文化政策的悖论转化为国家与西方音乐之间一种暧昧关系。媒体将不同类型的西方音乐作为国际主义或平民文化的例子加以颂扬（爵士和布鲁斯），但同时又因存在缺陷的资产阶级审美、缺乏现实主义关怀、不和谐不优美的音色、违反“心理和生理功能的平衡”、“音乐毒品、音乐安眠药、音乐诈骗”而受到攻击。
70年代，青年报刊上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文章，用类似的言辞描述了西方摇滚乐队低频、高音和声音失真对人体心理的负面影响。国家将资产阶级摇滚乐的“狂野声音、痉挛的节奏和令人反感的呻吟”与“欢乐、优雅、旋律优美演的民间曲调”对立起来，后者是“真正地轻音乐”。
亚历山大感兴趣的正是新西方摇滚的这些声音——失真、痉挛的节奏、呻吟、低频和其他声音特征，它们与心理学和生理学之间存在关系。然而，他借用了这些批判性报道的语言，完全重新诠释了摇滚乐的含义。对于亚历山大来说，摇滚乐对听众的情感和心理影响不是问题，而是这种音乐类型潜在的优势。它开辟了试验未来主义新美学的道路，超越了悦耳的轻音乐所追求的原始现实主义。1975年8月13日，他写了一封信，明确引用了苏联媒体批判的权威话语：
我喜欢摇滚乐。没错，这是一种音乐毒品，它的后劲并不明显（尽管有时也并非完全无害）。问题是，现代乐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扩音器，而且贝斯、吉他的声音往往会超出我们听觉范围的下限，产生所谓的“次声波”，这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声音越低，影响就越强。极低频的声音会让我们屈服，甚至可能致命，不过摇滚乐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
苏联权威话语大量引用科学术语。在这种情况下，引用物理过程（次声波、频率极限）和心理影响本意是为了进行批判。然而，这类文章并没有达到批判目的，反而为亚历山大提供了一种讨论西方音乐的词汇，同时结合了他对科学的兴趣，这完全符合苏联的意识形态。
讨论这些科学事实使他能够将自己对摇滚乐的兴趣“基于”权威话语所支持但未提及的客观科学规律之上。这种外部基础使亚历山大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重新诠释他与这种西方艺术的关系，既不违背共产主义理想和美学，也不必完全同意权威话语中对理想和美学的解释。在引用的其余部分，他解释道，正是摇滚乐的心理效应让他如此喜爱：
听到这种音乐时，就想跳舞，即兴疯狂地舞蹈，尽可能地宣泄所有多余的能量，忘掉自己。我不喜欢安静的歌。我不是说慢歌，而是安静的歌。如果是摇滚乐，就一定要响亮。我喜欢掺杂了许多“尖叫”的歌曲。
亚历山大对共产主义和西方摇滚的兴趣促使他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进行阐述。到中学最后一年快结束时，听完雅库茨克朋友圈里流传的大部分唱片后，亚历山大认为，摇滚乐不再具有创新性了，花时间和精力在这样的音乐上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它落后于其他更紧迫的任务。在1976年3月11日的信中，他再次将摇滚乐与科学进行比较，这次他辩称，前者正在失去紧迫性：
现在我似乎觉得摇滚乐正经历着危机，甚至可以说它正逐渐失去重要性，退居幕后。它的巅峰出现在1967年和1968年，那是年轻人抗议、各种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等兴起的那几年。现在这一切都在消亡，尽管仍有一些乐队存在。然而，我认为再去研究他们的作品或过分沉浸其中已经毫无意义。我可能错了，但我认为我们70年代的这一代人将要面对蛋白质生命合成、可控热核反应、控制论蓬勃发展等宏伟任务，花时间追求一些毫无成果的活动（尤其是满腔热血地去做）简直是一种罪过。现在的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需要获得大量的知识，至少要弄清楚我们文明面临的主要任务。
这篇批判性的评论也表明，亚历山大一开始多么认真地对待西方摇滚乐。他将这种音乐与文明面临的科学任务相提并论。他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摇滚乐重要性丧失和“退居幕后”的论证，而不是反对摇滚乐的审美价值。因此，如果亚历山大遇到新的例子，证明这种音乐与他关心的未来息息相关，那么他就可以改变主意。
这确实发生在他入读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第一年。和以前一样，亚历山大积极参与共青团工作，学习数学、文学和音乐。1977年1月21日，在大二上学期伊始，他写信给尼古拉：“我还是在数学和诗歌之间徘徊……我的诗歌从数学中汲取了很多养分，但遗憾的是，数学无法从诗歌汲取养分。”在大学里，他还遇到了许多跟他一样认真收藏西方音乐的同学，并接触了更多通过非官方渠道流通的乐队新唱片。在大二伊始，1977年8月24日，亚历山大写信讲述了他广泛的新兴趣：
谈谈我最近的爱好吧。我还继续钻研文学。我的音乐兴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严肃”的古典音乐（巴赫、莫扎特）和摇滚经典（披头士），我现在特别喜欢是尤拉希普（Uriah Heep）这个乐队。我崇拜这个乐队。他们的现场专辑Salisbury（1971）无疑是真正的杰作……在数学方面，我已经选定了我的专业方向，它是代数中的一部分，叫环论（ring theory）。
在1977年10月7日的下一封信中，亚历山大讲到他积极参与学生间的音乐交换网络，以及大学黑市上西方唱片的价格：
黑市上的唱片相当贵。Salisbury这张专辑售价大约70卢布，而密封的Ram（保罗·麦卡特尼1971年专辑）则要50卢布。如果它们被拆开了，价格大概在40到45卢布之间，有时甚至只要30卢布。你们列宁格勒的价格怎么样？顺便说一下，这里的音乐交换网络发展得相当完善。你们那里也有吗？
尼古拉是位认真的披头士乐迷，但亚历山大认为，比起那些更具实验性的新英国艺术摇滚和硬摇滚乐队来说，披头士的音乐显得有些过时了。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1977年12月14日），亚历山大谈到了他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同学一起收藏的音乐类型：
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收藏自己最爱的摇滚乐队的立体声磁带。但我不得不说，就披头士乐队而言，你很少听到他们地名字。这里更常听到的是深紫乐队、齐柏林飞艇、平克·弗洛伊德、Yes乐队、皇后乐队、羽翼乐队、绯红之王、埃利斯·库珀（Alice Cooper）、尤拉希普。其他乐队少一些。我加了下划线的是我最爱的乐队。
亚历山大解释道，他特别喜欢那些演奏“复杂而不优美的”音乐的乐队，而不是简单或悦耳的音乐。他写道，正是这些特质吸引他喜欢英国乐队尤拉西普的音乐：“有些作品听起来就好像我灵魂的哀嚎，让我变得歇斯底里。”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这些乐队实验性、新颖性和即兴的审美使它们与他设想的未来审美观更加相符，远胜于有国家背书的苏联职业流行乐队，后者创作了写实、漂亮但不具挑战性的音乐。换句话说，他不仅不同意西方摇滚乐是资产阶级的、反苏的，反而认为这种音乐根源的前卫艺术美学与共产主义理想完全兼容。
1977年9月8日，亚历山大写到他发现并喜欢的新乐队：
总的来说，我看到音乐有一种摒弃任何声音和谐却拥抱与人类思想和精神和谐的趋势。古典音乐能产生审美效应，最好的摇滚乐则能产生“心理审美效应”。
亚历山大认为，最好的音乐不在于写实之美（他称之为“理智”的层面），而是能够在心理审美的层面上启用超越现实主义的美、思想、道德和信仰的意义与想象力。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亚历山大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1977年11月23日）明确说道，最好的西方摇滚乐和其他任何音乐一样，都必须在生理上、审美上和精神上影响人，这样的音乐能够开启未来，并且与人类最杰出的审美成就一起伫立于未来：
尼古拉，我惊讶你竟然不知道绯红之王乐队及其现场专辑Lizard（1970）。你看，摇滚乐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不再是流行音乐了。它比流行音乐高深得多、更深刻、更具力量。Yes乐队在其专辑Relayer（1974）中有一首作品，当之无愧将成为永恒的音乐。
亚历山大理解的共产主义未来——终极审美、科学和社会解放，既与党内宣扬的未来相似，又截然不同。党内宣扬的未来批判“资产阶级”的西方大众文化，却对它知之甚少，也不了解它对亚历山大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亚历山大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英国艺术摇滚的实验性音乐都属于同一个未来。
1977年至1978学年间，亚历山大积极收集磁带录音，学习和思考更多关于西方摇滚乐的知识。同时，他还继续活跃于大学共青团委，并当选“第五届国际政治歌曲节”的筹委会委员，这是学校举办的一次重要文化思想活动，该活动定于1978年5月在大学举行。亚历山大整个学年都在为这次活动做准备。
来自几十个社会主义和后殖民国家以及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该节日，其中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津巴布韦、多哥、孟加拉国、巴勒斯坦、东德、波兰、古巴、葡萄牙和希腊。该节日主题是世界各地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反对资产阶级西方的帝国主义。该节日推广了党内话语青睐的良好而进步的国际抗议音乐，同时，它明确批判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音乐，包括流行的西方摇滚明星。
音乐会在5月初举行后，亚历山大热情地描述了音乐会和歌唱比赛，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些活动。1978年5月8日，他写道，音乐会自发地转变为热闹的反帝、反资产阶级政治集会：“成千上万的人齐声喊道，‘团结就是力量！’”他描述了最后的活动——几十个“帝国主义者”的雕像在“三层篝火中燃烧”，伴随着“响亮的‘乌拉！’和‘万岁！’”的欢呼声。
亚历山大对该音乐节的反帝信息和国际反资产阶级团结的展示感到非常兴奋。在他冗长地描述完这个音乐节之后，他写道：“这无法形容，必须亲眼所见！”然而，尽管亚历山大积极热情地参与了该音乐节的政治信息传播，但他并不赞同将进步的国际反帝团结音乐与资产阶级的西方摇滚乐对立起来。前者在共产主义政治活动中很重要，但他不会将这些政治歌曲录入他的个人收藏。后者（西方摇滚）才是他在黑市上搜寻、与朋友交换并在家中反复聆听的音乐，而在这几个月里，他不知疲倦地为音乐节组委会工作。
对于亚历山大来说，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音乐形式并不对立，他也并不认为在黑市上购买西方“资产阶级”唱片的行为会与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国际音乐节的反资产阶级信息相矛盾。亚历山大在信中详细而兴奋地描述了反帝政治音乐节，最后却写了一个讽刺性的结尾：
现在说说牛仔裤吧。如果你能帮我搞到（dostat）一条，它们要多少钱？如果价格合适，我会给你寄张汇款单。我以前告诉你过我的尺码，但如果弄丢了也没关系——裤长5码或6码，腰围46码或48码。
在这封有关反资产阶级团结音乐节的信中，有着看似矛盾的元素，亚历山大提到的不仅是消费主义欲望和黑市道德，还是象征着“想象中的西方”的话语维度——牛仔裤、西方摇滚乐、英文单词和俚语“搞到”（通过黑市渠道获得）。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不与反帝音乐节或亚历山大的共产主义价值对立。相反，它与这些完全兼容。共产主义价值、苏联口号和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团结歌曲在意识形态上、知识上和道德上明确地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美国牛仔裤、西方艺术摇滚、音乐爱好者的黑市网络以及理论数学和诗歌在美学上甚至在“心理审美”上都与人类的同一未来相连。
亚历山大信件中的共产主义辞藻并不是毫无头脑的活动家对党内每一次发言的鹦鹉学舌。相反，在亚历山大看来，他信仰共产主义思想，因为赋予了他道德上的理由，可以反驳一些党内官僚和教师对该思想的保守诠释。
亚历山大主张一种更加世界主义的、主动的、在美学上更具实验性的共产主义理解，在这种理解中，资产阶级文化元素和苏联价值可以完美兼容。在信中，他经常与年长的教授和党内官僚的保守势力进行辩论。在大学里，他还偶尔会公开顶撞他们。他之所以觉得自己有资格拥有这种道德立场，是因为苏联制度存在公式化辞藻和政治控制，却也提倡并珍视批判、独立思考、美学实验和国际主义认同。
在学校时，尼古拉曾给亚历山大写信，说他们的老师发起运动，禁止某些类型的穿着打扮。男孩们不允许留长发，女孩们因涂亮红色指甲油和穿老师认为太短的制服裙而受到责备。在一次学校共青团会议上，老教师们严厉批评了这些时尚潮流，称其为缺乏教养和西方影响的产物，不配当苏联青年。1975年4月25日，在亚历山大回复尼古拉的信中提到，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雅库茨克学校的朋友们：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要和老师们就穿衣打扮的问题展开辩论，我们会在着装问题上和你站在一起。身为学校共青团委的书记，我完全不同意你们老师关于着装和发型的规定。我认为他们应该记住契诃夫说过的话：“人应该样样都美——脸庞、衣裳、心灵和思想。”还有普希金说过的话：“一个人可以是正直的人，也可以关心指甲的美。”真遗憾我不能在你那里，我真想和那些蠢货好好辩论一番。
两年后，尼古拉写信讲述了他和朋友们与一位美学教授的辩论。这位教授批判西方摇滚乐肤浅，嘲笑他们对这种音乐的兴趣是幼稚、政治上不成熟和缺乏美学教育的标志。亚历山大在1977年1月21日的回复中写道，他来自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告诉你的美学教授，不能用史前的眼光看待周遭世界了，因为从那个洼地看不到我们的生活——唯一能看到的只有我们的脚后跟，还有我们的屁股。一个导师应该稍微超前一点，才能与我们平等对话。这对她尤其重要，因为她是培养人类性格和行为举止的导师。从更高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摇滚乐是古典乐的继承者，披头士是我们生活中史无前例的现象，它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许可以媲美太空飞行和核物理学……不知道我们珍视什么、我们为什么痛苦、我们爱什么以及为什么爱，就无法教育我们。请告诉她，我喜欢巴赫、维瓦尔第、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谢德林，但我毫不犹豫地把保罗·麦卡特尼和他们放在一起。如果她不理解这一点，她就不是一位跟得上时代的美学老师，而是一位教条式审美观的布道者，这和宗教一样糟。
在这些回信中，亚历山大明确地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缺乏教养的审美符号与形式同苏联社会主义官方颂扬的成就（太空探索、核物理学）以及俄罗斯和国际文化经典（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等）联系在一起。他支持共产主义理想，并使用规定的意识形态公式来表达这些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对保守的党内官僚和教师对这些理想的解释，也不妨碍他通过苏联邮政将这些想法传遍全国。
亚历山大将僵化的保守派共产主义美学观比作宗教教条，他主张，需要以非教条的、具有审美创新精神和面向未来的方式重新诠释共产主义。当老一辈的党内官僚只在西方摇滚乐中看到腐朽的资产阶级价值时，亚历山大却从中看到了与他在最好的古典音乐、数学理论、太空探索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看到的未来导向。对他来说，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知识所代表的科学、美学和伦理都与他坚定的信念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为人类的未来奉献一生，这是意义重大且重要的事情。
确实，这种未来主义精神成为亚历山大话语的核心，无论他谈论什么话题。在上面引用过的1977年9月8日的信中，亚历山大在讨论摇滚乐的同时，还继续与尼古拉争论他在大学主修的数学领域中“环论”的重要性。尼古拉认为，环论过于抽象且没有直接的实际应用领域，亚历山大回应说，真正的问题不应该局限于当下，而应该着眼于未来：“基础科学不需要通过人们的即时需求来证明重要性……人类被赋予了进行抽象思考的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每次都要想一想为什么需要思考这个或那个，想到他发明的东西是否能吃（能立即带来实用价值，是否能生产食物），那么他是否能真正成为“人”都是值得怀疑的。我可以百分之百地保证，在未来五百年到一千年，环论所做的研究将变得有用……总有一天有人会说：‘他们没有白做！’ ”
环论、数学和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未来服务。亚历山大对艺术和音乐的理解也同样如此。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1977年11月23日），亚历山大继续与尼古拉就音乐展开辩论，他写道：“一首作品的思想如此深刻，演奏如此精湛，以至于一个人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审美和精神上都受到音乐的影响，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拥有未来。所以，巴赫、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和格什温拥有未来。所以，摇滚乐拥有未来。”
在上面引用的对美学教授的批判中，亚历山大指责她落后于时代，宣扬僵化的教条，因循守旧，看不到新事物的萌芽。总而言之，他批评她话语陈旧，无法展望未来。所以，她只是一个布道者，而不是导师。她只是鹦鹉学舌般重复着别人僵化的辞藻，墨守成规，不做自己的解读。
亚历山大认为，自己要从这些官僚手中夺回对未来的想象力，不是仅仅作为享受未来成果的人，而是作为未来塑造者参与其中。因此，尽管他充满热情的共产主义话语看起来与那些自称生活在苏联体制中的人截然不同，但他们其实有很多共同点。和他们一样，亚历山大发现，表演性地复制权威话语，以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意义过程，这很重要且有趣。
正是摇滚乐面向未来的审美观以及用自己方式诠释未来的能力，让它对亚历山大和那一代年轻人如此具有吸引力。并不是所有西方乐队都能以同样的方式俘获这些70年代苏联青少年的想象力。在那个年代，有些专辑在政治和文化边界之间辗转流传，并通过磁带录音在整个苏联传播。这些专辑和乐队往往在审美方面拥有某些共同特质。
他们大多数演奏艺术摇滚或硬摇滚。他们的音乐既不“轻快”也不“悦耳”。他们的作品通常由多个部分组成，拥有丰富的器乐编排，有复杂而充满激情的唱词，有时还带有一些歌剧式的唱腔，有即兴演奏，有转调，有厚重的吉他，有超负荷的音效和失真。这些作品整体上营造出一种恍惚的氛围。尽管风格各异，这些不同的乐队都共享着一种与写实主义和可预测、循环、僵化的“轻音乐”美学相悖的音乐美学。正是这种突破使西方摇滚乐看起来如此适合于构建充满活力的想象世界。
在苏联晚期，这些乐队的音乐与这些乐队可能并不了解的东西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未来主义、前卫、实验性的美学，即使在苏联后期控制严格、权威言论僵化的情况下，这些美学仍然是社会主义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历山大关于未来的评论直接源于这些革命性的实验美学。亚历山大将“最好的摇滚乐”与那些国家流行乐队对立起来，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之间的对立，而是苏联文化内部两种并存潮流之间的对立——墨守成规、循环往复的审美形式与面向未来的实验和创新之间的对立。
苏联文化中，这种未来主义思潮还体现在70年代崛起的“地下”摇滚乐。这反映在这些早期乐队的音乐、歌词和名字上。这些乐队与那些“专业地”、国家批准的苏联乐队有着巨大差异，后者拥有经过批准的曲目列表，名字也平淡无奇，带有描述性，例如“歌唱的吉他”、“快乐的男孩们”，“吟游诗人”。
相比之下，地下乐队在声音上进行实验，歌词创作则借鉴了严肃的俄罗斯诗歌传统。他们大多数为自己取一些与想象世界、时空旅行、不同物种等相关的名字。尽管一开始这些名字大多是英文，但从7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俄语——“阿尔戈英雄”、“神话”（Mify）、“地球人”、“时间机器”（Mashina Vremeni）、“绿蚂蚁”（Zelenye murav’i）、“水族馆”（Akvarium）、“丛林”（Dzhungli）、“动物园”（Zoopark）、“鹦鹉螺”（Nautilus Pompilius）、“电视”（Televizor）、“电影”（KINO）等等。
音乐的实验性声音来自想象的别处，改变了权威话语的约定俗成，这正是摇滚乐让最后一代苏联人如此感兴趣和兴奋的原因。摇滚乐与这种超越权威话语的美学形式有着类似的联系，它允许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不需要反对实现它的社会主义现实土壤，这使得许多其他美学形式对这代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包括前苏联诗学、理论科学和外语。
对于那一代许多音乐爱好者来说，这种联系转化为对“想象中的西方”的创作，关心生命的“深刻真理”和“永恒”及“普遍”地问题。对于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关心与苏联权威话语描述不同的未来世界，尽管这些世界从未在苏联权威话语中出现过，却仍然承载着共产主义的想象和打破既定规范的渴望。
亚历山大的许多同龄人都非常明确地反思西方摇滚乐这种面向未来的审美观。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业余乐队Strannye Igry和AVIA的领军人物尼古拉·古谢夫（Nikolai Gusev）在描述自己早期对西方摇滚的痴迷时说道：“我对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一直非常感兴趣，对我来说，它与更严肃、更精良、旨在拆除壁垒的朋克摇滚不相上下。20年代的苏联先锋派、构成主义者、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等等都是伟大的突破者。”
【可打赏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