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ernica by Pablo Picasso (1937)
工具理性批判：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
The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Horkheimer, Marcuse, and Adorno
作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衰落后的理性：论晚期批判理论》（Reason after Its Eclipse: On Late Critical Theory，UW Press，2016）第二部分“理性的衰落与回归”（“Reason’s Eclipse and Return”）第5章
1941年也许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份，法兰克福学派不得不首次承认，他们过去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理性”（reason）这一核心概念正面临危机。这种失望来得非常突然。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早期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笛卡尔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中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后来他却坚定地捍卫一种辩证的理性观，以对抗他认为象征着法西斯主义威胁的非理性主义。虽然霍克海默承认，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形式的理性更多服务于个体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而不追求普遍福祉，但他拒绝接受理性本身必然会走向这种结果的观点。
因此，有评论者甚至将1937年前后批判理论的变化称为“理性主义转向”（rationalist turn），具体的政治目标让位于更抽象的哲学思考。霍克海默在1937年的文章《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The Latest Attack on Metaphysics）中依然坚持认为，“理性主义利用现有事物和人类的内在追求及思想来构建未来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像经验主义那样与现存秩序联系得如此紧密。”同年，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在《社会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理性是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方式。哲学想要发现存在的最终和最普遍的基础。在理性的名义下，哲学构想了真实存在的理念，其中所有重要的对立（主体与客体、本质与表象、思想与存在）都得到了调和。
四年后，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中为黑格尔辩护，反驳了他支持国家权威主义的指控，并更加坚定地强调了普遍理性的批判力量。理性以辩证的方式出现，突出否定的力量，抵抗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带有的肯定性倾向。理性（Vernunft）超越了康德为认知设定的分析理解（Verstand）的局限，成为一种综合能力，能够涵盖康德认为仅属于实践理性的道德规范。
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理念（他显然对此非常认同）“尽管以唯心主义形式存在，但保留了对自由和理性生活秩序的物质性追求……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一种结构，其基本概念（自由、主体、精神、概念）都源于理性这一理念。”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与商品拜物教、交换价值的支配和卢卡奇（Lukács）所谓的物化（reification）密切相关，是对该理念的病态扭曲。
1843年，马克思说道：“理性一直存在，但并非总是以理性的形式存在。”马尔库塞与一些同行之间存在隐约的分歧，但他仍将这本书自豪地献给“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理论立场与他们一致。
然而，在霍克海默1941年的新文章《理性与自我保存》（Reason and Self-Preservation）中，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篇文章最初是私人文集的一部分，用以悼念刚刚去世的瓦尔特·本雅明。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社会研究所期刊的最后一期，标题被改为更具末世意味的《理性的终结》（The End of Reason）。
在这个时期，霍克海默正从纽约搬到加州，与阿多诺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重要。他写道：“文明的基本概念正在迅速衰败。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理性，而哲学从未有比理性更高的原则。”
霍克海默认为，理性的衰败不仅因为它未能在现实中实现自身，还因为理性本身就存在某种致命的问题。讽刺的是，理性与批判的内在联系最终可能发展到削弱理性自身合法性的地步：“理性主义本身确立了僵化、清晰和明晰的理性认知标准。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用这些标准反对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剥离了理性的大部分内容，最终几乎什么都没剩下。理性摧毁了‘概念偶像’，最终摧毁了自身……理性主义的所有范畴都没有幸存下来。”
霍克海默承认，人类行为中依然残存着一些理性的痕迹，但只是以工具化的形式存在：“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手段（means）与目的（ends）的最佳适配。思维成为一种节省能量的操作工具。它是冷静、务实、完全以功利为导向的工具。”
这种工具化理性是偏离了理性的本质，还是早已潜伏在理性深处的危险结果？马尔库塞认为，这是现代世界中技术理性力量增强的产物。霍克海默则更加悲观，他指出：“尽管这里揭示了理性与效率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其实它们始终如此。”
此外，理性主张普遍的、非历史的有效性（validity）本身就是一种谎言，因为以往所有社会都存在阶级分裂。随着理性愈发形式化，它默认了思想与对象的分离，普遍性的理想也被阶级分裂的现实背叛。唯名论（nominalism）的兴起让任何实质性理性扎根于现实世界的希望破灭，并进一步加剧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也加剧了计算的支配地位：“唯名论的胜利伴随着形式主义的胜利。将对象看作一种奇怪的多样性或混乱，理性最终变成了一种只会操控分析判断的加法工具。”
随着这种实质性理性退化为工具化理性，作为载体的个体主体也逐渐被侵蚀。在过去，自我保存与自我牺牲之间存在某种辩证关系，这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维持了一种粗略的平衡，而现在，这种平衡已经彻底崩溃：
哲学中不断更新的唯名论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摧毁了理性主义的教条，这种摧毁现已得到历史现实的认可。个体性本身的实质，也就是自主性思想的束缚，在工业化进程中未能幸免。理性之所以堕落，是因为它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在意识形态上的投射，而这种虚假的普遍性业已表明，主体的自主性只是一种幻觉。理性的崩溃与个性的崩溃是同一回事。
这种结果，就是当时席卷欧洲的政治恐怖。它不仅是原始非理性主义的表现，还是“理性展现为非理性的面貌”。霍克海默仍然抱有微弱的希望，相信法西斯主义不会成为历史的终局。他在这篇充满悲观色彩的论述中，修正性地引用了罗莎·卢森堡在一战期间《尤尼乌斯小册子》中的著名论断：“理性通向自我毁灭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只剩下野蛮或自由。”
整个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一直努力尝试从理性崩溃的废墟中挽回一些东西。然而，即便战争结束、法西斯主义被击败，他在1946年仍得出同样的悲观结论：“理性本身如今患上了一种疾病，治愈的方法尚不明朗。”他认为，只有深入挖掘理性的历史，才能找到可能的解药：“理性必须重新建构历史轨迹——努力回顾它的起源，理解内在的自我毁灭趋势和机制……理性必须能够解释它为何从万物认知的力量，堕落为单纯的自我保存的工具，这才是理性复苏的前提。”唯有直面“理性自我清算”的根源，启蒙进程才能继续。尽管这个过程充满悖论，却仍值得被推动：“理性的希望在于从对绝望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正是这种对抗恐惧、又直面绝望的动力，促成了霍克海默随后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以及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这两部作品共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理性自我清算”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启蒙辩证法》涉及许多重要议题，如文化工业和反犹的根源，但本书聚焦的是《理性之蚀》，因为它更集中探讨了理性的命运。
从书名“理性的终结”变为“理性之蚀”，反映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拒绝完全陷入绝望。尽管《理性之蚀》不再强烈捍卫黑格尔式的总体性理性（totalizing reason），但它仍然明确与韦伯（Max Weber）对超越工具性或功能性目标设定的实质性理性的否定保持距离。霍克海默批评韦伯“如果我们的欲望、意图和最终的决定一开始就注定是非理性的，那么实质性理性只能充当一种关联工具，本质上是‘功能性的’。”
与这种功能化和主观化的理性相对，霍克海默提出了一种“客观理性”：“理性不仅是一种存在于个体心灵中的力量，也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在人与人之间、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在社会制度中，以及自然的各种表现中。”这种理性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中，并在后康德的德国唯心主义中得到复兴。然而，这种理性概念不仅因为主观化和功能化而被削弱，还因形式化而逐渐瓦解。“最终，没有任何现实本身能够被视为合理。所有基本概念被抽空，仅剩形式的空壳。随着理性的主观化，它也变得形式化。”
如何重新获得“客观理性”，一种不因主体的自我保存或控制自然的动机而投射到世界上的内在理性？如何恢复苏格拉底所谓的“事物的真实本质”的反映？如何为一个目标随意、手段却被视为唯一理性的世界恢复意义？
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甚至令人不满意的答案：“这种结构对那些愿意进行辩证思考的人是可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对那些能够以‘爱’的方式思考的人是可及的。另一方面，‘客观理性’这一术语也可以用来指代这种做法和能力。”
霍克海默在早期文章中已经论述过，启蒙导致的理性瓦解并非外力所致，而是理性本身的结果：“如果说理性受到某种疾病侵袭，这种疾病应被理解为不是在某个历史时刻才出现，而是与现有文明中的理性本质密不可分。理性的病根在于，它诞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欲望。”他在《启蒙辩证法》中详述道，这种病根早已潜藏在理性的基因中。源于“求生本能”的理性从未摆脱原始的污点。
尽管《理性之蚀》深切哀叹客观理性的衰落，但它并未沉溺于怀旧。霍克海默总结道：“从客观理性到主观理性的转变是一个必要的历史进程。”回归早期客观理性可能出于良好意图，却有可能“落后于工业和科学的发展，诉诸一种最终被证明是虚幻的意义，或制造出反动的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强调，与其将一种理性对立于另一种，不如努力“促进相互批判，从而在智识领域为现实中的和解做准备。”然而，当时的现实让他在《理性之蚀》结尾处写道：“对现今所谓理性的批判，是理性能够提供的最大服务。”
回顾《理性之蚀》和《启蒙辩证法》，不难发现批判理论面临的真正困境。黑格尔式的历史进步叙事已被证明错误，而任何试图恢复启蒙运动前的超验理性概念的做法同样被证伪。更复杂的是，尽管霍克海默对这些努力持批评态度，他自己仍隐秘地依赖一种与之相似的理性理念。这让他的批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对标准有效性的困惑”，难以脱身。
霍克海默批判了韦伯对理性功能化的描述，并将这一趋势追溯到19世纪的哲学家，比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在他们的思想中，理性几乎沦为服务于权力、意志或主体傲慢的工具。尽管霍克海默否定了这些哲学家过于笼统的论断，但他自己的观点却危险地接近了类似的结论。
从叔本华那里，霍克海默意识到，莱布尼茨基于“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的辩护或黑格尔基于“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的解释是理性神义论，很可能将苦难轻易地转化为一种为总体性理性服务的肯定性功能。作为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霍克海默对这种将“生存的苦难”合理化为“这个最好的世界”或某种历史救赎叙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的观念深感反感。
不仅如此，霍克海默认为，这种高度肯定性的理性不应将局部的“恶”合理化为整体“善”的一部分。它本身也应被看作是无法挽回的苦难的共谋者。因此，“理性诞生于人类支配自然的冲动”，意味着理性的原始功能导致它如今“病变”的遗传起源，源自对自我保存和自然控制的需求，这最终引发了现代性中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霸权。
“理性对自身的反思，现在意味着揭示理性的谱系，揭露理性与自我保存、自治与自然支配之间隐藏的历史关系。”多年后，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延续了这一论点，他指出：“理性的形式并不比其他任何范畴更值得被绝对化。将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转移至物种，实际上在精神上被理性的形式凝固了，这种形式既普遍又对抗。”
理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普遍性往往导致对具体性的抽象支配：“至高无上的理性，为了高高在上，必然以自身的收缩为代价。”要抵制这种收缩，辩证法必须保持否定性，拒绝黑格尔在某些更具胜利色彩的时刻，不要用总体性理性调和实际的对立。
理性的功能化不能成为解药。同样，苦难被理性功能化也无法解决问题。阿多诺没有完全放弃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黑格尔理性概念的批判性解读，但他试图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找到一种摆脱这种可能性支配的路径，通过自我反思的和解实现的总体性理性。借助本雅明关于“模仿能力”的思想，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模仿这一概念，将其作为一个温和的避难所，以摆脱理性作为自我保存工具的功能化。他写道：“黑格尔的思辨概念通过精神的自我反思拯救了模仿。真理并非‘符合’，而是‘亲近’。随着唯心主义的衰落，理性对其模仿本性的关注被黑格尔揭示为基本权利。”
无论这种对黑格尔的宽容解读是否说服力足够，阿多诺指出，在“理性的衰落”之后，批判理论试图寻找一种更为可行的替代路径，以抵抗工具化、形式化和主观化理性的完全胜利。
在探讨这些尝试之前，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蚀”（“衰落”）这一隐喻的深远意义。它根植于松散的历史叙事中，描述理性作为普遍人类自由的工具、一盏解放启蒙的灯火，在某个时刻被遮蔽了。某种历史理性化确实发生了，韦伯对此有精湛描述，但那是一种较为暗淡的理性——主观而非客观，形式而非实质，仅关心手段而忽视目的。
然而，这种遮蔽的原因并未明确说明。自然的数学化、交换原则的胜利、资本主义物化、技术崇拜、官僚化、实证主义思维——这些都可能是遮蔽理性之光的“天体”。霍克海默有另一个隐喻，这些都是导致理性“病变”的可能病原体。
然而，霍克海默有时认为，这种理性的衰退或退化不可避免（“从客观理性到主观理性的转变并非偶然”），因为理性自我清算的种子在起源之处就已经埋下。
理性之病是一种失控的自体免疫。尽管理性自诩已摆脱神话世界，但从始至终都深陷其中。这一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着对工人阶级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假定的解放引擎的承认。即便革命成功（如苏联的情况），理性似乎也会自我毁灭。毕竟，对自然的支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摒弃的目标。因此，我们很难回避这样的结论，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哀叹的理性功能化，与福柯后来对启蒙的揭披惊人地相似：启蒙既是解放的工具，也是权力的诡计。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承认这种历史病理可能会消退，批判理论的第一代学者在面对“大屠杀”的教训和苏联实验的失败时，却很难对启蒙辩证法持乐观态度。在如此黯淡的前景下，批判理论逐渐失去了从内部生成批判的可行支点。
一种办法是“逆向解读”精神分析，试图从弗洛伊德本人得出的悲观结论中挖掘希望。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指出，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人类学命题。人类无法对理性能力的局限漠不关心。由于自我实现依赖于合作的理性活动，理性的扭曲必然会带来心理上的痛苦。”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初代成员中，马尔库塞最坚定地保持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信念，并融入了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短暂提及的爱欲之力。他在1955年的《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中写道：“爱欲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理性。合理，就是能够满足秩序……压抑的理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中，理性与幸福相交汇。”
马尔库塞重新构想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在弗洛伊德视为退行的自恋中找到新的意义，将对性变态的肯定看作对生殖性压迫的一种抗议，把批判理论中的乌托邦冲动推向了极致。他认为，自我心理学和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妥协（比如研究所前同事弗洛姆的修正）是不必要的。
同时，马尔库塞也延续了导师海德格尔的某种思想渴望，一种未被转化为逻辑工具的“早期逻各斯”。他指出：“无论古希腊如何把逻各斯作为存在的本质，自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被规范化后，这个词汇已然和秩序化、分类化和对理性的掌控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这一过程进一步退化，成为他所说的“绩效原则”，即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自利的支配逻辑。他主张，只有通过一种新的“满足的逻各斯”，才能重新点燃理性最解放性的潜能。
总体来说，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提出了两种相对可行的替代路径：阿多诺转向美学理论，哈贝马斯则探索交往理论。他们都没有完全否定启蒙传统，而是对其进行改造（尽管两人在具体方向上有所分歧）。他们依然在黑格尔思想中找到超越启蒙理性局限的灵感，同时也认可康德更审慎地面对理性局限的观点。他们逐渐意识到，宗教或神学可能提供一种超越工具理性压制的广阔理性视野。
哈贝马斯后来认为阿多诺的解决方案有所不足，但他承认，与霍克海默相比，阿多诺在面对理性自我批判的困境时表现得更加从容。他不仅依赖哲学批判的启蒙力量，还能在身份逻辑的悖论中游走，这种逻辑虽自我否定却能从内部提供启发。对他来说，现代艺术的真实审美经验很有启发。
哈贝马斯一直认为，霍克海默的立场比阿多诺更为坚定地反对理性。例如，他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批评霍克海默“对理性持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对霍克海默来说，宗教的核心成分（道德）不再与理性相关联。他赞扬那些‘广泛宣扬无法从理性中得出任何反对谋杀的根本论据’的资产阶级黑暗作家。我不得不承认，这句话至今让我感到不悦，就像四十年前第一次读到时一样。”
与此相对，阿多诺与20世纪40年代那些绝望的言论保持距离，回到了对理性更为坚定的辩护。在某些时刻，比如在1958年批评宗教企图重新赋魅世界的文章《理性与启示》（Reason and Revelation）中，他再次强调了听起来像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性化世界的观点，声称“知识分子阶层抱怨的理性过剩，常常以机械化、原子化，甚至去个体化等概念表现出来，实际上正是理性的缺乏，所有可以量化的支配工具和手段的增加，牺牲了理性组织人类的目标，最终将人类抛向仅仅是权力‘星丛’（constellations）主宰的非理性之中。”
哈贝马斯可能不再完全相信这种宏大叙述，但他仍然欣赏阿多诺尝试克服哲学与艺术之间简单对立的努力，通过理论性的探讨，艺术能够为一种无法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创造空间。
说到阿多诺有关艺术与理性关系的成熟理论，最简洁的表述出现在他死后出版的《美学理论》补遗部分。在此，阿多诺再次警告抽象普遍理性有可能压倒个体，他指出：“理性只有在不再压制个体化时，才能真正变得理性，而个体化的发展正是理性存在的基础。”然而，解放的个体并非与普遍性对立，也不是某种克尔凯郭尔式的绝对，而是能够体现普遍性，同时保持自身的个体性。阿多诺反对黑格尔的观点，支持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的立场，强调必须调和——或更准确地说，必须将幸福与理性置于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
黑格尔将理性实体化，于是陷入了一种陷阱：理性是事物的逻辑，独立于人类的终极，这正是他用现实主义解释理性概念的的明确要求。因此，普遍事物的合理性就不能是一个抽象的独立概念，而必须存在于普遍事物与特殊事物的关系中。
为了强调实际满足的重要性，他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引用司汤达（Stendhal）的一句话——尼采曾用这句话来反对康德“审美无功利性”的漠然理想：“艺术是一种幸福的承诺（art is une promesse de bonheur）。”
阿多诺认为，启蒙的辩证法最终带来了“理性的理性化”。正如J·M·伯恩斯坦（J. M. Bernstein）指出：“理性的理性化是一个过程，它先是支配感官（那些偶然的、情境化的、具体的事物）然后否认感官作为理性的一部分的地位，最终把剩下的感官残余驱逐到艺术与审美这个安全的领域。”然而，阿多诺并没有放弃这个被理性边缘化的感官部分，也没有把它视为需要支配的外部威胁。他没有简单地推翻原有的层级结构，把理性的“他者”奉为至上，而是认为艺术能够在保留差异的同时实现超越。
艺术能在普遍与特殊、精神与物质、形式与内容之间创造一种和谐的关系，同时拒绝将创造者或支配者置于完全主导的位置。艺术既是分裂之前的记忆，也是未来和解的预兆。因此，它不是对理性的背叛，而是理性的救赎。
除了预示未来的幸福，艺术还能隐含地抗议人类和自然的苦难。特别是现代艺术，它通过拒绝有机的整体性和和谐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抗议。霍克海默一贯反对那种为过去的苦难寻找辩护的神学解释，他更倾向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不是黑格尔对理性“诡计”的乐观态度。
他认为，过去的苦难不能被转化为未来幸福的工具。阿多诺同样拒绝用救赎叙事来消解苦难，但他指出，苦难，尤其是超越人类生命有限性和脆弱性的过度苦难，并非所有社会都必然存在的特质。尽管某些形式的理性可能加剧了苦难，但理性本身也是实现另一种未来的重要武器，而审美理性，正是这一可能未来的象征与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的承诺不仅体现在艺术品提供的感官满足和对苦难的含蓄抗议中，还体现在它们的理性类型中，这种理性反对同质化概念的主导含义。阿多诺解释道：
艺术品中的理性像理性一样进行综合，但不是使用概念、命题和三段论——当这些形式出现在艺术中时，它们只是作为从属手段。它通过艺术品中发生的事情来实现。它们的综合功能是内在的。它是它们自身的统一，与任何以某种方式给予或确定的外部事物没有直接关系。它针对分散的、非概念的、准碎片的材料，艺术品在它们的内部空间中占据着这些材料。
正是这种“姿态性的综合”（gestural synthesis）使艺术成为一种提醒：“一种摆脱范畴结构的客观性。”这也是艺术的理性所在，知识的特性由此而生。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阿多诺的总结指出，艺术揭示了“理性化社会隐藏的非理性：艺术是一种‘理性的’目的本身，资本主义则是一种非理性的目的本身。艺术有一种并列式的逻辑性，类似于那些融合了说服力与偶然性的梦境画面。因此，可以说它以非理性的方式反驳了工具化理性。”
然而，阿多诺并未将艺术看作一个完全脱离现实、象征健康理性的圣洁领域。他承认，“艺术作品也参与了启蒙的辩证法……艺术作品深深植根于文明。它们之所以能够与模糊不清的事物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作为现实原则的理性成就。”
因此，艺术无法完全摆脱理性可能带来的压迫性：“艺术作品本身，因其统一性必然追随支配自然的理性。”艺术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彻底的乌托邦空间，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即使是那些看似最独立的现代艺术作品，也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反映边界之外的现实。
尽管艺术无法成为理性和幸福完全和解的实现形式，它至少开启了这种和解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希望让艺术得以被称为“幸福的承诺”，即使它未能真正实现幸福。艺术必然呈现了启蒙辩证法的阴暗面，但它也展现了一种对外部现实原则的微妙抵抗：“艺术作品的统一性源于理性对事物的暴力，但这种统一性同时也是作品内部各种元素得以调和的源泉。”当这种暴力转化为象征性而非字面意义上的表现，并指向作品内部而非现实世界时，就发生了重要转变：“艺术作品的理性塑造，实际上意味着内部的严密展开。由此，它们与美学理性起源的自然支配理性构成的世界形成对比，成为独立存在的作品。”
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艺术作品中体现的模仿冲动。这种冲动源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完全不同于为了自我保存而对自然进行的支配。
艺术不是通过主体对威胁性他者的主动征服，而是通过一种更加温和、被动的方式，将他者融入自身。艺术作品中的理性特质源自将这种模仿行为赋予客观形式的需求。但这种关系更像是由相互并列的元素构成的“星丛”（本雅明对阿多诺的影响在此尤为明显），而非马尔库塞期望的黑格尔式扬弃。
这种区别也体现在阿多诺坦然接受幸福的追求是“非理性的”，这点与马尔库塞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谈到：“如果理性的目标是本质上必然非理性的满足——幸福既是理性和目标的敌人，又是理性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艺术就将这种非理性的目标作为自身的议题。”
换言之，无论理性多么必要，它从未足够。即使从工具化、形式化和主体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理性本身也无法独立承担乌托邦式救赎的标准。即使它不再服务于自我保存或交换原则，也脱离了官僚化的制度化形式，理性依然需要为其他事物留出空间，以弥补其在起初支配自然和普遍化个体差异性时所犯的“原罪”。
简言之，即使是一种复兴的实质性理性概念，也必须承认它最终确认的价值来源于其他地方。尽管艺术在象征未来乌托邦可能性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它并未真正成为黑格尔式辩证法设想的那种世界理性化的温和模型。负面辩证法清楚地认识到理性（即使是最仁慈的形式）的局限。因此，与其说阿多诺更接近黑格尔，不如说他更接近康德，而康德也否认理性能够解释个体幸福。
阿多诺对积极的辩证扬弃持怀疑态度，但他并未将理性简单地与所谓的“非理性”对立起来，无论这种“非理性”被理解为幸福、身体快感、物质现实、想象力、情感、本我、暴力、模仿，甚至是疯狂。霍耐特甚至指出，模仿对于理性的起源不可或缺，理性并非单纯来自自我保存的需求。他认为：“只有通过模仿行为（阿多诺认为模仿源于一种原初的关怀之爱）我们才能学会理解他人的意图，并逐渐学会与他人的世界观建立联系。”
因此，尽管阿多诺曾将模仿带来的幸福称为“非理性”，但他并不认为理性与模仿之间存在内在冲突。霍耐特还指出：“阿多诺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保留那种升华的‘爱意模仿’的原初冲动，这样才能从我们的视角公正地对待世界的理性结构。”
与强调主体间模仿的观点相比（比如孩子模仿抚养者），霍耐特的论述将“无声的存在者，甚至是物体”纳入其中，这与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客体优先性”的主张如出一辙。从价值问题来看，纯粹的理性并非规范的唯一来源，理性主体之外的现实同样可以具有规范性。J·M·伯恩斯坦说：“祛魅的自然否定了这一点，但阿多诺认为这是挑战理性化理性霸权的关键。艺术作品通过非语言化的意义恰恰展现了这一点。”
说到艺术作品中非语言化意义的重要性，这些意义既反映了客体对抗人类支配的规范诉求，也提出了对阿多诺在美学领域中如何平衡“直觉性”和“推理性”理性的问题。在《否定辩证法》的结尾，阿多诺表达了一种“在形而上学衰落之时与其保持某种团结”的态度，这或许表明他对理性更依赖直观推导而非推理论证的时代怀有某种向往。
赫伯特·施奈德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也指出，阿多诺是“非同一性理性的倡导者”。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阿多诺明确主张一种超越论证的思维方式，认为单纯追求“正确”本身反而体现了哲学试图破除的那种自我保存的精神：“对正确的执着，无论表现为何种精巧的逻辑反思形式，都始终是哲学致力于瓦解的自我保存精神的体现……但这并非提倡非理性主义，而是要打破论题与论证之间的区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56年的一次对话中探讨了理性中直观（noetic）与推理（dianoetic）两种形式的优劣。这次对话由格蕾特尔·阿多诺（Gretel Adorno）记录。他们批评海德格尔过于片面地否定推理论证，但阿多诺承认：“倡导本身确实存在问题……辩论意味着将思维规则应用于讨论事务中。当你不得不去解释为什么某事不好时，你就已经失败了。”霍克海默带着些许讽刺说道：“美国是一个崇尚辩论的国家。”阿多诺接话并直接宣称：“辩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他没有为此提供进一步的理由。
然而，是否仅仅依赖更偏向直观而非推理的理性概念，就足以替代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期待的那种强烈的理性理念？并非所有人对此信服。
例如，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夫·门克（Christoph Menke）认为：“阿多诺试图设想一种体验，这种体验超越了理性，能够满足理性无穷的要求，但这种做法要么是形而上学（乌托邦式认知），要么是空洞的（无实际依据的认知），要么是神学的或异质的（将期待投射到美学体验上）。这种从外部赋予否定辩证法理性以基础的尝试，在目的论层面上并不令人信服。”哈贝马斯也对《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采用格言形式提出了担忧，认为这一形式过于依赖直观理性，而忽略了推理理性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