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莱特拉斯（Nikiforos Lytras，1832-1904）《安提戈涅准备埋葬死去的波吕尼刻斯》（Antigone in front of dead Polynikes，1865），国立希腊美术馆藏
【摘要】人类一直被克服死亡的愿望所驱使，但同时也受到无法完全死亡的思想所困扰。换句话说，与我们相关的不朽和不灭概念可能会持续存在并再次浮现，但这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盟友，反而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本文探讨了死亡（以及生命）与它们自身之间这种奇怪的不可共存关系。文章借鉴了多位人的观点，如拉康（Lacan）和萨德（de Sade），并提出以下论点。单单通过真实经验与象征之间的差异不足以解释这种无法还原的生命的剩余（surplus of life），亦即不死性（undeadness）。这种不死性不同于象征性生命（symbolic life），而是对应于作为象征的副产品而出现的“生命的剩余”，但它本身并不具备象征性，也不属于象征界。拉康的理论与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有所不同，因为它提醒我们关注如下悖论——语言不能还原成语言。正是因为有了语言，宇宙中才存在着另一种非语言的真实存在（Real exists）。
第二次死亡
The Second Death
作者：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欧洲高等学院哲学、艺术与批判思想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Zupančič, Alenka. “The Second Death.” Angelak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humanities 27.1 (2022): 26–34.
死亡的主题常常与埋葬问题紧密相连。更广泛地说，它也与葬礼仪式有密切关联。为什么我们要埋葬死者，而不像《安提戈涅》（Antigone）中描述的那样，让他们被留在某处，成为鸟和狗的食物？就像忒瑞西阿斯（Teiresias）在《安提戈涅》中说，如果尸体没有被妥善埋葬，就剥夺了它们获得解脱的权利。为什么人的尸体只有在得到适当的埋葬后才能够“解脱”？这种解脱是来自何方？
人类一直被克服死亡的欲望驱使，人们也一直被无法完全死亡的思想困扰。换句话说，与我们相关的不朽和不灭概念可能会持续存在并再次浮现，但这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更像是我们的敌人。死亡和沉睡……但在死亡的沉睡中，又会产生怎样的梦境呢？
在探讨速朽、有限和死亡的交汇点时，存在一个维度，它打破了生与死之间的简单对立，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构成要点。这个维度建立起连接速朽、有限和死亡之间的闭环（circuit，或译作“回路”）。因此，从现代复兴思想，特别是从技术战胜死亡的角度来看，可能出现以下重要问题：从这个视角来看，有关亡灵（the undead）这一维度是否会消失？或者生命本身会变成某种亡灵？
死亡并不仅是生命的外在极限。葬礼仪式不仅是表达对逝者敬意和最后礼仪，尽管它们也包括了这些方面。它们是一种让死亡与自身重叠（coincide，或译作“相符”、“吻合”）的方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重叠，尸体才能最终“解脱”，让逝者“安息”，而不是继续困扰和缠绕着生者。我们知道，大众的想象中存在着这种不安分的生命，一部分被释放，一部分被锁定在某个地方。但为什么必须采取这种方式呢？为什么死亡不能“自然地”或“自动地”与自身重叠呢？
第一，一个不完全充分的回答是，身为能言的生物，我们有能力谈论、思考和建立与死亡相关的关系。能够说出死亡并不是指简单地说出“死亡”这个词，而是理解它的含义，理解死亡是什么。如何表达死亡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为了能够说出死亡，你必须使死亡焕发生机，将它融入生命，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赋予它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使你能够与之产生共鸣。换句话说，你必须让死亡从死亡中复活。要表达死亡，你必须让它在象征世界中继续存在，以象征的方式存在。
拉康（Lacan）喜欢引用黑格尔（Hegel）的说法：“词（words）是对物（things）的谋杀。”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解释这句话，或者加上一些反转——词是物的复活，它以回溯的方式谋杀了物。它是一种“复活的谋杀”。它不仅仅是将事物杀死，而是通过赋予事物不同的象征性生命来实现对它的谋杀。更进一步，正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指出，词对物的谋杀主要表现在对物进行彻底解构的意义上。词将物拆分开，将物从其具体语境中分离出来，将物的组成部分看作具有独立存在的实体。当我们谈论颜色、形式、形状等时，它们似乎是自主的存在。
象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奇特的闭环，一个生与死的重叠。拉康在各种场合，尤其是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研讨班上提出的主题，正是这种塑造生死关系的奇特闭环。这就是“第二次死亡”的主题，关乎两次死亡（象征性死亡和现实死亡）之间的差异，关乎“两次死亡之间”的领域，这个主题在拉康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拉康并不是发明这一观点的人，我们可以在萨德侯爵的著作中找到这一观点，他的著作也是拉康伦理学研讨班的重要参考文献。就在拉康举办这次研讨班的前几年（1959-1960），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出版了他的名作《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这本书描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概念。书中有一句名言：“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是各国新君主登基后的传统宣告。宣布国王驾崩是加冕典礼固有的重要部分。这里有死亡（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通过死亡的发生，它标志着象征性生命的存续。
在萨德侯爵的理论中，死亡与生命延续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他认识到自然的本质和其中包含的不灭生命。这反过来要求引入“第二次死亡”的概念，因为它可能终结这种不灭的生命，因为死亡本身并不能真正中断这种生命。在萨德的《朱丽叶》（Juliette）一书的第四部分，特别是教皇的著名演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种死亡之间的区别。
首先是自然死亡，它是自然生成和腐败循环的一部分，是自然永恒变化的一部分。所有死去的事物都通过腐化参与到新的生命形式中。我们可以说，自然其实意味着生命的绝对“暴政”（tyranny），因为生命无法真正被死亡摧毁。死亡是生命的内在时刻，它本身参与到再生中，而不是生命的对立面或最终的终结。死亡不足以结束一切。诚如教皇所言：
在我们称之为死亡的那一瞬间，一切似乎都消失了……但这种死亡只是想象中的，它只是在形式上存在，而不以其他方式存在……确实，没有真正的死亡。
在自然中，一切事物都不可能真正死亡，这种的观点背后，涌现出了一种绝对的、终极的罪恶观念，这种罪恶将带来绝对的死亡，这“第二次死亡”是“彻底毁灭”（total destruction），它导致自然循环本身的终结，从而带来“死亡”。
因此，对萨德来说，这种不可毁灭的生命并不是死亡的对立面，而是它意味着死亡，包含着死亡，正因为如此，它才不可毁灭。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无法摧毁生命，无法终结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萨德的问题是，如何将死亡从仅仅是生命再生的内在时刻中解放出来？
为了实现这一点，他需要引入第二次死亡。普通的罪恶和毁灭形式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它们只是消灭了个体的生命，而没有真正触及生命本身。换句话说，问题在于如何毁灭，如何“杀死”那些已经死亡但无法真正死亡的生命的部分。萨德的“彻底毁灭”幻想旨在消除死亡，使其无法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观点。
萨德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特殊执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拉康理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象征性生命”与“真实”/经验生活之间的简单对立，而是源于这两者之间的奇特闭环，并在这一闭环中产生了新的“真实”。萨德试图毁灭或终结的不可毁灭的生命，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生命（例如，历史或记忆中被承认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中的“永恒”生命或象征性使命），而是一种可以被视为“生命”的东西。它本质上是象征界的副产品，是它不可还原的剩余（本身并不是象征性的）。我们稍后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提到了康托洛维茨和他的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以及新国王登基后的仪式宣言：“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句话表明，象征性使命没有在死亡里中止，而是通过死亡存续。从形式上看，我们可以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中看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拉康讨论了两性生殖（sexual reproduction）对个体死亡的依赖，这是让生命存续的一种手段：
我们知道，对于大多数生物而言，两性分化是物种生存的保障……我们可以说，物种以个体的形式生存。然而，马作为一种物种的存在也具有其意义——每匹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都会面临死亡。因此，性与死亡，性与个体死亡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在这里，我们要重复讨论康托洛维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述，但这与象征性使命不同，而是与（性别）生命本身有关。尽管个体会死去，但生命（例如物种的生命）并不能存续，而是通过死亡，在死亡的“帮助”下存续。死亡是（有性）生命存续的必要条件，是它存续的条件。死亡是生命的内在时刻和条件。我们可以近乎逐字重复上述宣言，说：“马已死，马万岁！（马这个物种万岁！）”
诚然，拉康将这和性欲（sexuality，或译作“性存有”，在此指“两性生殖”）联系在一起，这非常重要。他在这里将两性与死亡联系起来，但它与性高潮被视为“小死亡”（little death）的观念和某种“享乐”（jouissance）的狂喜层面没多大关系。相反，它与作为存续的内在时刻的存续切割（the cut in continuity）有关。“性化”（sexuation）首先是生命存续中的一次切割，一种失落，它表征着（生命的）不存续，是生命的丧失。然而，矛盾之处在于，正是这种切割或生命的丧失的重复构成了生命的存续。因此，性是生命中死亡的发生点。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萨德，就会发现这一观点如何将萨德的幻想完全颠覆。萨德把酷刑作为某种享乐的形式，用来掩盖生殖切割。萨德对不灭生命的执念并非偶然，他通过酷刑的幻想将性（享乐）的极限推向了想象的极端，就好像他试图让它分化死亡，让死亡无法履行确保生命繁衍和存续的功能。在酷刑中，不可能的、无法实现的、却是彻底毁灭和绝对死亡的焦点，被转化成了无限延长的死亡和垂死状态的时间性。
有趣的是，在《朱丽叶》中，教皇在讲述“为什么谋杀和杀戮（作为死亡的手段）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时，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过渡到了历史上众所周知的种种酷刑，并以此作为结尾。从“简单直接”的杀戮或谋杀到酷刑的过渡，将死亡的瞬间性转化为无限持续的场景。它将时间性转化为一种空间范畴。酷刑是一种“活死人”的方式，它使死亡失去了作用（死亡不再是繁衍的起点）。它是对死亡的幻想式冻结，使其脱离了繁衍的循环。死亡在酷刑中蔓延开来，从而成为适当的狂喜，正如希腊语词源ἔκστασις（ekstasis）隐含的意义：“从适当的地方移置（displace）”。换句话说，它成为了不可能的、无限享乐的场景，被死亡的痛苦加倍和增强，而不是被它所抹杀。
这就是萨德幻想的核心。受害者被无休止地折磨，超越了所有想象的极限，但他们仍在继续生活和受苦，甚至变得越来越美，仿佛被赋予了另一个崇高的（sublime）躯体。
但是，回到拉康，令人惊讶的是，在他谈到性分裂/生殖与生死内在关系时，我们似乎失去了一开始就存在的象征和语言，而这正是拉康应该关注的东西。这两种构想（象征性使命的存续和物种有机生命的存续，两者都以死亡为前提）似乎仅仅是相互映照——是类比构建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两者之间存在更根本的联系？
紧接上文引述的将性分裂/生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段落，拉康继续说，社会/象征功能的基本结构及其基本组合与两性现实、与交配（copulation）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生殖的支点（及其对死亡的暗示）就在这里。让我们完整引述这段非常重要且在概念上大胆的文字：
由于性分裂，存在（existence）依赖于交配，而交配在两个极端之间更为突出。悠久的传统试图将这两个极端定性为男性极和女性极，这是因为生殖的主要动力就在那里。在这个基本现实的周围，一直存在着或多或少与生殖的终极性相联系的其他特征。在此，我只能指出，在生物学上，与性分化相关的是第二性征（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istics）及其功能。我们今天知道，在社会中，功能的分配如何交替进行。现代结构主义最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它表明，与自然生成和生物世系血统相反，正是在婚姻联盟的层面上，也就是在象征的层面上，才发生了根本性的交换，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再次发现，社会功能的最基本结构以组合的形式体现出来。
将这一组合融入两性现实，便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象征是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入这个世界，来到人类的世界。如果说象征通过两性现实来进入这个世界（人类学会了思考），那么，最近的研究领域就是从对有丝分裂（mitosis）进行更精确的研究开始的。（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断言，两性与能指（signifier）、两性现实与象征现实之间存在着原始的重叠。拉康在这一点上仍然摇摆不定，他在下一段中从这一明确论断中退让了，提出了两者之间的“类比”关系。但在上面的段落中，我们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看法——象征通过两性现实和性分裂进入这个世界，因为后者参与了生殖，而生殖的内部时刻包括死亡（生命的丧失）。能指的结构始于一个减号，一个减法，因为它参与了两性生殖，并通过两性生殖得以传播和传承。
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一主张，我们就可以问自己，当两性现实与生殖（繁衍）、和生命的存续完全脱钩时，会发生什么？显然，像节育或人工授精这样的做法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只是分离了性的享乐，或者只是将交媾行为与生殖行为分离开来。
然而，即使是“人工”生殖本身，当它与产生两性细胞的生命分离时，它仍然是“性的”。迄今为止，克隆是唯一真正规避两性生殖的尝试，这表明人类最终有可能以两性生殖以外的方式进行繁衍。如果这种方式奏效，或者由新技术进步产生的类似方式能够奏效，并成为主要的生殖方式，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问一问，这对象征秩序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象征界，甚至是象征秩序本身的终结？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隐含在语言功能中的语言本质是否会完全改变？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回到拉康在第十一次研讨班上的发言。他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甚至更为关键的建议，这与我们的讨论直接相关。死亡在能言生命中的表征不仅是能指，比如指涉死亡和死亡的词或词本身（它总是对某物的谋杀），而且或许还是驱力（drive）。
正如我们在简要讨论萨德时指出，“不灭的生命”并不指所谓的象征性生命（例如我的名字、声誉或象征性使命，它们在我死后仍将继续存在），它也不仅指表征我的象征性符号或“能指”的生命。毕竟，声誉总是可毁的，而且一直被这样认为，所以人们如此竭力维护声誉。与这种奇特的、坚不可摧的生命相比，象征性生命似乎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很容易被摧毁、消灭。象征界没有任何永恒或坚不可摧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恰恰也只有在象征界中，才有可能带来彻底的抹杀、清晰的切割、然后从无到有的开始。
至于“坚不可摧的生命”（indestructible life），它主要伴随另一种意象出现，亦即永恒再生的意象及其冲动（pulsion），无论我们做什么或发生什么，它似乎都会遵循自己的轨迹，它似乎是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中断（“杀死”）的东西。正是这种不可能性，萨德需要一种视角，一种“幻想”，一种他设想的激进的、绝对的罪恶，需要第二次死亡。这种意象尤其出现在现代流行文化中，例如亡灵或活死人的意象，齐泽克就这一意象撰写过大量文章。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说，象征界有两面性。一方面有象征性生命（使命、能指，以及能指中事物某一方面的自主存在），另一方面存在着不死的生命，这种不死的生命似乎与象征性生命相伴而生，作为一种意外的（某种程度上不受欢迎的）剩余。它们并不相同。作为能言的人类，人类不仅参与了象征性的生命，还参与了使命，参与了与象征性生命相伴而生但又不能还原为象征性生命的“不死”状态。根据精神分析，这正是人类性欲的支点，它与驱力相关。因此，性既是死亡的发生，也是生命的意外剩余，二者密不可分。
这正是“死亡驱力”（death drive）一词在拉康精神分析语境中的含义，它指一种不可还原的剩余生命（剩余—享乐），是象征性生命的反面和存续方式，它紧紧抓住象征性生命，并常常将其推向奇怪的、不可预测的方向。这种剩余并不存在于象征界之外，但它本身既不是象征，也不被包含在象征界内。它不是任何通常意义上的“象征性生命”。
这是作为能指的象征性生命的另一面，具有“永恒”、独立和自主的特质，就像象征链的基础。它并不是象征链的直接组成部分，而是其中的隐秘流动。弗洛伊德（Freud）在讨论驱力时提到了一种“恒定的力量”，一种压力。拉康详细解释了这一概念，将其与冲力闭环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个闭环不断地回到生育的过程，但这一次不再是有机生命的闭环，而是生命剩余的闭环，与有机需求的闭环截然不同。需要注意的是，拉康选择用法语将弗洛伊德的Treib（通常被翻译为“本能”，instinct）一词翻译为“冲动”。
如果驱力可以得到满足，而没有达到生物学功能总体的、满足繁衍的目的，那是因为它是一种部分驱力，它的目的仅仅是返回闭环。（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拉康对“不灭生命的幻想”与“真实”之间关系的丰富解释。在这一点上，他引入了一个无形的、“虚假”的器官形象，并将其称为 “薄片”（lamella）。
薄片是一种特别扁平的东西，会像变形虫一样移动。它只是稍微复杂一些，但它无处不在。由于它是一种与两性生物在性生活中失去的东西有关的东西，所以它就像变形虫一样，与两性生物有关，是不死的（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能经受住任何分裂，而且它可以到处移动。
好吧，这可不太让人安心，但假设它在你熟睡的时候爬到你的脸上。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战斗。这个薄片，这个器官，它不存在，但它是一个器官……，它就是“力比多”（libido）。
它是性欲，是纯粹的生命本能，也就是说，是不朽的生命，或不可抗拒的生命，是不需要任何器官的生命，是简化的、不可毁灭的生命。这正是由于生命受制于两性生殖的闭环而从生命中减去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所有可以列举的客体形式都是它的表征和等价物。物只是它的表征和意象。（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且内容密集的文字。它围绕着一种阿米巴变形虫似的生物（非分裂生物，因为不涉及损失/减损/死亡，所以在分裂中存活下来）和两性生物之间的差异而构建，对两性生物来说，在生殖过程中进行的分裂涉及到减损、损失（甚至在染色体层面上）和死亡，从而将作为生命延续的生殖与死亡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在这里再次遇到了性与死亡之间的联系，因为个体的死亡被镌刻在物种的存续之中。
驱力或性欲“通过……两性生殖闭环从生命体中减去的东西”回归——通过“能指的狭谷”（defile of the signifier）回归。更妙的是，神话中不可抗拒的生命本能在现实中只是作为死亡驱力而存在，它不是一种以死亡为目的的驱力，而是一种重复性分裂中切割/丧失时产生的剩余（享乐）的驱力。死亡驱力本质上与“剩余—享乐”有关，而“剩余—享乐”是死亡驱力萦绕着不在场的东西时才出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拉康还指出了性欲区（erogenous zones）的边缘结构，以及它们与身体结构中的切割、边缘、开口的关系。
正因如此，拉康不认同弗洛伊德把生命驱力或性驱力与死亡驱力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因为二者是同一回事：
对我们来说，与他者的关系正是薄片所表征的东西——不是性别极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而是生命主体与他者为了繁衍后代而必须通过两性闭环而失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我解释了每种驱力与死亡的本质亲和性，并调和了驱力的两面性——它同时在无意识中呈现性欲，并在本质上表征着死亡。（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通过这种不死的、剩余的生命（剩余的享乐）来“表征”，而不是通过某种糟透了的虚无来“表征”。表征死亡的不是虚无，而仅仅是性欲的存在。或者说，如上文指出，死亡在能言的生命中的表征，不仅仅能指，是指涉濒死和死亡的词，而且是（乃至主要是）驱力，是驱力的存在与坚持。正因为如此，每一种驱力本质上都是一种死亡驱力。驱力及其满足方式令人不安。死亡在我们的生命中“表征”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总是从内部扰乱我们的生命。
这也涉及拉康就海德格尔（Heidegger）的“面向死亡的存在”（Sein-zum-Tode，或译作“向死而生”）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为海德格尔界定了人的差异（“人之为人”）。在海德格尔的“面向死亡的存在”中，死亡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说死亡不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关系和态度决定了一切，并开启了形而上学的维度。简单地说，因为死亡，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以及做什么都变得非常重要。
齐泽克正确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面向死亡的存在”（更广泛地说，将当代哲学中关于人的有限性的主题）简单地解读为一种病态的执念，即认为什么使人与动物无异，从而陷入纯粹的动物状态，而对形而上学维度视而不见，那么形而上学维度最终将以一种特殊的人类方式使人获得“不朽”。
这种解读忽略了海德格尔就康德的批判性断裂提出的一个关键观点。人类最终能够参与的特定“不朽”的领域，正是由人的有限和速朽。因此，“有限性”和“面向死亡的存在”这一主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否定了具体的人类“不朽”模式。相反，它提醒我们，这种“不朽”（无法被简单的生存所还原的物和行为）恰恰建立在具体的人类有限性模式之上。
这种转变（以及与海德格尔的重大区别）发生在另一个地方，我简单地表述如下。在海德格尔那里，由语言促成的死亡观念占据了结构性位置，而在拉康那里，它变成了享受的真实，变成了享乐对我们的无情迫害。它们都与语言有关，但方式和层次不同。
拉康的观点在这里非常精确且深入。他认为，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不仅揭示了人的深层次维度，无法归结为单纯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享乐中的某种定位形成了对死亡的各种态度。死亡本身并没有产生“激烈”关系的内在特性，只有当“享乐”介入时，这种关系才真正“激烈”。
与自己身体的不和谐关系，这就是死亡的表征形式，它影响了我们活着的方式。这就是与驱力有关的享乐，它打破了（本应）封闭的动物生命圈子，唤醒了我们对形而上学、理念、思考、原则和伦理态度的认识。
拉康对语言的态度在这里极为有趣，可以概括如下。由于语言的存在，死亡不仅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表征出来，而且从根本上通过令人不安的、不死生命的剩余表征出来。语言不能还原（回到）语言。这正是新现实主义本体论经常忽略的事，正是因为语言，宇宙中才存在着另一种额外的、非语言的存在。
那么，概括地说，这就是人（作为能言的人）的悲剧和喜剧困境。我们生活（存在）在象征界，却在现实中未死（既非死也非活，而是“不死”，这是死亡驱力在概念上和拓扑学上的位置）。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本文的起点，也就是葬礼仪式的问题。葬礼仪式构成了一种象征性仪式，目的正是为了安抚、“容纳”主体的另一种不死的生命。葬礼仪式的存在是为了让这种不死的生命与主体的经验生命重叠，让令人不安的不死生命也死去和安息。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不死者”，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包含”并框定了这种不死者性，并受其驱使。当我们死去，没有举行任何象征性的仪式，剩下的只是这种不死的生命，它不再被任何事物控制，而是将我们俘虏。我们变成了它（it），我们甚至可能变成“它”（It），就像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等人那样，这似乎是困扰人类想象力的最顽固意象之一。
所以，拒绝适当的葬礼一直被认为是最严厉、最苛刻的惩罚。在基督教传统中，它是永恒诅咒的同义词——被判永世不得安宁（而不是能够“安息”），并在这种状态下纠缠活人。事实上，这种不死的躁动似乎比地狱的折磨更加可怕，尽管它们并非相互独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生命及其“有限性”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死亡。人们希望死掉，但又无法完全死亡。一旦我们死去，必须被告知“安息”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死亡）驱力。
葬礼仪式应该是为了调节这种生命的剩余，安抚它，给它一个框架。就好像对死亡和死者的象征性承认（葬礼仪式）最终是为了完成生与死的完全交换，让它们分离，一个给另一个让位。葬礼仪式是生与死的断裂，是它们的闭环或牵连，使身体从象征性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当生命最终与自身重叠时，我们就“死”了，就没有了这种额外的、令人不安的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葬礼仪式是一种象征性仪式，其目的恰恰是为了消除象征性的（副）作用。
最后，让我们将这种探询与当代对克服死亡的思考联系起来（至少在修辞上）。当我们听到像马斯克（Elon Musk）这样的人提出类似想法和承诺时，当我们要通过直接连接大脑来绕过语言中介，用高科技为我们带来永生时，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将拥有一种类似于变形虫的未来？阿米巴变形虫不就是所谓的“奇点”吗？一个无关紧要的实体，可以存活，可以成为任何分裂或干预的“桥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技术本身非常依赖于象征界，而现在技术正在试图绕过象征在人类互动中运作。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
如果“奇点”意味着人类未来会变成一种薄片状的存在，就像技术自动机一样，那会怎样？人类的生命是否会完全退化，或者说被抽空，变成一种不死的状态，活着，但已不再是真正的生命，就像未埋葬的生命（unburied life）一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