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危机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Theory
作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1943)
译者：陈荣钢
引用[APA]：Kellner, D. (1990).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3(1), 11–33.
当代社会理论正面临危机。20世纪60年代，各种新的理论范式开始出现，质疑主流的定量、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和研究方式。人们对这些主流方法和理论的失望不断加深，促使他们探索替代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理论的新思路。现象学、民族方法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其他批判理论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并试图为社会变革带来启发和指导。这些理论在社会理论领域引发了强烈反响，并掀起了关于批判社会理论的性质、方法和目标的热烈讨论。
近年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进一步挑战了主流社会理论和科学，直接攻击基本前提。此外，这些新的批判性话语还尖锐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及其他批判范式，认为它们过于固守现代启蒙理性和传统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
尽管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与后现代方法论的倡导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本文稍后将讨论），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点。比如，与一些新法国理论类似，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采取了一种多学科的社会理论方法，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理论、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这种方式克服了传统学术学科的碎片化，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新法国理论和批判理论都质疑学术分工确立的学科边界，这种分工将社会理论与其他学科隔离开来。两者都认为，如果把世界现象的相互关联性抽象化，如果把我们的经验抽象化，就会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哲学若脱离社会学和经济学，政治学若将经济学或文化排除在概念框架之外，天生就具有片面性、局限性和缺陷性。因此，批判理论和新法国理论都突破了既有学科界限，创造出避免传统学术分工缺陷的新理论和新话语。
本文将论证，与主流社会科学和理论中常见的非批判性定量方法相比，批判理论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更有用且更具政治意义的替代选择。相较于一些后现代理论中常见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甚至接近虚无主义的观点），批判理论提出了一种致力于消除形式压迫、追求自由、幸福和理性社会秩序的批判性和规范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往往过于理论化且脱离政治实践的特点相比，批判理论则寻求与当代世界的经验分析及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运动建立联系。
为了突出批判理论对当代社会理论的贡献，本文将首先介绍包含在批判社会理论概念中的辩证社会理论。接着，我将阐明我认为它对当代社会理论最实质性的贡献，随后对某些局限性提出批评，并为当代批判理论提供一些新视角。然而，在展开讨论之前，我想简要描述一下批判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批判理论通常与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在一起，这一术语指向“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成员的研究工作。该研究所于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是第一个隶属于德国主要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20世纪20年代，研究所的工作由卡尔·格伦贝格（Carl Grunberg）领导，研究方向偏向实证、历史分析，关注欧洲工人运动的问题，同时也在期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历史档案》（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上发表了柯尔施（Karl Korsch）、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人的理论著作。
1930年格伦贝格退休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接任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吸引了诸如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后来又有阿多诺（T.W. Adorno）、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等人加入。研究所还支持柯尔施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学者的研究工作。
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研究所致力于发展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理论，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霍克海默时代的研究所工作以哲学与社会理论的融合为特色，成果发表在研究所的期刊《社会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2-1941），这本期刊至今仍有许多值得阅读的文章和书评。
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以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讲拉开了研究计划的序幕。在这篇演讲中，霍克海默将社会哲学定义为阐明“群体成员而非仅仅是个体的人类命运的尝试。它首先关注人类的社会生活：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就是人类的整个物质与精神文化”。霍克海默的这次演讲首次提出了他的批判社会理论概念，即社会科学与哲学的综合体，也由此为研究所的项目提供了有力的导论。
霍克海默以批判德国古典社会理论（康德和黑格尔）及当代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开篇。他批判对立观点来澄清自己的立场，这种方法贯穿他的理论建构。康德因将社会哲学基础建立在个体经验和能力之上而受到批评。黑格尔尝试将哲学置于社会和历史之中，这一努力比康德有所进步，但他依然因唯心主义倾向和为现存秩序辩护的态度而遭到否定。
霍克海默随后批评了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当代唯心主义，认为它们的形而上学及其对超验“存在”（Sein）和“意义”（Sinn）的颂扬高于具体存在，颇为令人质疑。同样，实证主义学派也因建立在孤立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而备受批判。
霍克海默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学派都未能提出充分的社会哲学。他提出，社会哲学应涵盖“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因此，他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科学与哲学分离的状况，并呼吁在哲学与专业科学之间建立新的综合。
例如，当孔德、涂尔干和实证主义者希望将哲学从社会理论中剔除时，霍克海默捍卫哲学对批判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实证主义的观点应被摒弃——那些人认为，哲学“也许很美，但在科学上毫无意义，因为它无法接受验证、实验等控制”。同时，也要反对哲学家的偏见，别认为自己处理的是本质问题，而科学家处理的只是琐碎的事实。
霍克海默主张，应通过“哲学理论的辩证渗透与个别学科实践的发展”，以此来克服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冲突。对他而言，哲学追求普遍性和本质的动力应成为社会研究的灵魂，但哲学也必须“对世界保持足够的开放性，能够被具体研究的进展所影响和改变”。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霍克海默设想了一项跨学科研究计划，旨在研究当代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一计划将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起来，共同在研究团队中完成工作，这种方式类似于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做的事情。他提出，真正的科学家总是在“使用最精炼的科学方法，探索伟大的哲学问题。他们根据研究对象的需求，在工作过程中重新制定并精确化问题。他们还开发新的方法，而不忽视普遍性”。
霍克海默强调，研究所的新跨学科计划将使成员能够提出“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和文化领域变革之间的联系，包括不仅科学、艺术、宗教的所谓精神内容，还包括法律、伦理、时尚、公众舆论、体育、娱乐、生活方式等”。这项研究计划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后者过去往往忽视个体和社会心理的维度，并且淡化对“文化”和“闲暇”的研究。这些议题最终产生了批判理论许多独特的贡献。
在演讲中，霍克海默还与粗糙的马克思唯物主义保持距离。他宣布，研究所不会采纳关于经济、社会、文化与意识之间关系的任何形而上学命题，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他指出。从一开始，霍克海默就拒绝了一切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和哲学的还原论。他认为，从理念出发解释一切是“对黑格尔的抽象且错误的理解”，而仅仅将经济视为物质存在并从中推导出一切则是“对马克思的抽象且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论假设将“精神与现实划分为天真的绝对对立”，是“非批判的、过时的且高度成问题的”，必须被辩证地克服。
批判性的社会哲学有所不同，它描述了连接意识与社会、文化与经济、国家与公民的复杂中介关系。霍克海默主张，这些关系最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得以阐明和发展，在这些情境中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特定社会群体、特定历史时期以及特定国家中，该群体在经济过程中的角色、个体成员心理结构的转变以及影响和塑造思想和机制的体系整体之间存在哪些联系？”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研究所提议，通过收集技术工人和职员的心理、社会和政治态度的实证材料，开展理论框架内的研究，涵盖经济理论、社会学和心理学。霍克海默还提到，研究所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将是对白领工人阶级的实证研究。此外他表示，同事们将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因此，至少在早期的霍克海默时期，研究所试图延续格伦贝格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主题，但采用了更综合的理论视角。
研究所通过刊物《社会研究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在创刊号中，霍克海默阐明了他们研究的目标：发展一种“对当代社会整体的理论”，旨在揭示“社会过程的整体性”。他指出，“在混乱的事件表面之下，可以抓住并概念化有效力量的结构”。这种理论以历史研究和具体学科的成果为基础，目标是达到“科学”的水平。但这些研究并未排除哲学的参与，因为“决定材料选择的不是隶属于某一具体学科，而是对社会理论的重要性”。
尽管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从1930年到1936年，研究所成员用“唯物主义”或“经济社会理论”等词语代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提出了一种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以回应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主流资产阶级科学与哲学的局限。正统马克思主义已变得教条化、还原论化，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则呈现出学科的碎片化，各自为政、孤立开展研究。
无论是资产阶级科学还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都过于强调客观主义方法，因而无法解释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为什么社会和文化条件让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体偏爱法西斯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缺乏对主体的理论，既无法解释革命意识为何未能形成，也无法指明如何培育革命意识和行动。
研究所的理论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拒绝所有唯心主义思维模式。他们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提到的机械唯物主义，也批判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唯物主义。
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将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物质条件、人类需求和反对压迫的社会斗争。他们强调，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固定的形而上学教义，而是一系列观念和实践态度，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发展了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批判”，通过揭示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源及其假设，分析这些意识形态服务于哪些社会利益，包括被它们隐含、扭曲和神秘化的内容。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种唯物主义“文化批判”方法，并首次系统性地探讨了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
在《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中，霍克海默进一步解释了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阐述了思考、研究和行动的意义。他批评试图通过一个普遍哲学体系解释全部存在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文章中，他明确反对形而上学体系、绝对主义和任何试图为知识提供形而上学基础的理论。
霍克海默认为，唯物主义者在特定时间持有的具体观点，不由某些不变的形而上学原则决定，而是由“在特定时期需要通过理论解决的任务决定。例如，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对宗教信仰教条的批判可能是唯物主义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批判可能并不重要。今天，了解影响整个社会的运动和趋势对唯物主义理论至关重要，但在18世纪，社会整体的认知需求被认识论、自然科学和政治问题掩盖了”。
霍克海默认为，唯心主义往往为现状辩护，通常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唯物主义则通过分析物质条件、阶级和具体历史情境来解释现象。他反对形而上学的认知和绝对真理观念，认为“概念与存在之间存在不可化解的张力”。概念不是绝对知识的工具，而只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需要在经验中不断发展和调整。
因此，霍克海默提出了一种后形而上的唯物主义，并强调唯物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他们既反对黑格尔的同一理论，也反对当时许多实证主义者提出的观点（正确的思想只是反映对象的镜像）。他们认为，理论和研究对象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的理论活动，像实践活动一样，并非对某个固定对象的独立认知，而是不断变化的现实的产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概念和理论也必须随之改变。因此，不存在支持绝对主义观点的稳定基础。
霍克海默还指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并非是两个固定现实之间接近的结果。“在所谓的客体中有主观因素的作用，在所谓的主体中也有客观因素的作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客观条件塑造主体，主体又反过来塑造客观条件。
霍克海默及其同事始终坚持这种辩证观。他们认为，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相对的自主性，并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理论模式允许分析文化因素在历史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不仅仅将经济作为解释一切的唯一因素。
此外，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历史性，认为我们的经验、认知方式和理论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唯物主义不同于唯心主义，它总是将思维理解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具体的人类的思维。它质疑任何关于思维自主性的主张”。
总之，霍克海默认为，“唯物主义并不关心某种世界观或人类灵魂。它关注改变具体的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使人类受苦，也压抑了人的精神。这种关注可以从历史和心理学角度理解，但不能依赖一般原则来奠定基础”。霍克海默相信，当代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理解人类的痛苦，研究经济条件如何造成这些痛苦，并提出改变这些条件的路径，以实现更理性和人性化的社会。他认为，社会问题必须成为理论的核心任务：“如果唯物主义理论是改善人类处境的一部分，那么它必然反对将社会问题置于次要地位的任何企图”。
对研究所而言，哲学与科学不可分割。没有哲学的科学是盲目的，没有科学的哲学是空洞的。霍克海默主张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建立辩证关系，使两者相互渗透，而不是让一方居于另一方之上。他批评实证主义将自然法则视为不变的教条。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和社会理论必须承认感性经验和认知都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任何知识都不能宣称是绝对的或不可改变。这种后形而上的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强调理论的历史性和情境性，并认为理论成果始终是暂时的、基于语境的、可以修正的。
“批判理论”一词首次出现于1937年，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因希特勒的掌权而迁居美国。长期以来，“批判理论”是该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代名词，体现了他们试图构建一种根植于“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革命理论的激进“超学科”社会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是“超学科”（supradisciplinary）而非“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批判理论项目的核心在于，各学科的学者共同努力，系统地发展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历史性理论，而不是仅仅聚集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对话，分别指派研究主题。正如洛文塔尔所说：
“跨学科工作”仅仅意味着维持现有学科的独立性，同时发展某些技术，促进学科之间的一种浅层熟悉，但并未挑战学科的自足性或独立性。批判理论则不同，它对各学科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试图创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
在这一超学科的对话中，批判理论学者优先采用马克思主义范畴，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商品、货币、价值、交换与拜物教等概念不仅定义了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一切生活形式都受到商品与交换关系及其价值的支配。他们借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种僵化、物化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人类被异化为“物”。通过物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及劳动过程中的非自然条件，以及大众媒介与实证主义科学倡导的新思维模式，似乎变得“自然化”了，并构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被人类控制或干预的系统。
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观念进行了最系统和全面的阐述，明确指出该理论的前提与传统理论的关系。霍克海默认为，从笛卡尔到实证主义，传统理论的特征在于一种“基础主义”，尝试通过理论性命题为理论构建提供基础。这种理论通常诉诸演绎，以自然科学和数学为范式，目标是实现统一与和谐。
霍克海默指出，传统理论是资产阶级理想的投射，它追求通过可计算的供需规律实现和谐的资本主义市场统一。批判理论则试图揭示理论观点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将观念的社会过程根源置于历史情境中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本身是构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
机械唯物主义重现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思维和实践，在那个时代，机器对人类的统治成为主导特征。资产阶级的抽象化和定量化思维倾向深刻影响了传统理论，使之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中通过交换价值进行抽象化的本质。在这一市场中，价值被表达为抽象的、定量的形式。与此类似，传统理论忽视了价值、目标、情感与品质，仅仅追随这一抽象化趋势。此外，科学的碎片化与分工进一步复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分工的分裂特性，强化了专门化与碎片化的社会结构。
对于批判理论而言，社会理论本身是一种社会实践，这种实践不断再生产社会的主导活动形式。传统理论未能意识到与社会过程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无法洞察自身的非自主性及社会决定性。随着传统理论越来越深地卷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它逐渐变得顺从，缺乏批判性，屈从于主导的工具性、量化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由于忽视社会决定性，“理论被绝对化……并成为一种物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范畴”。因此，“学者及其科学被社会装置吸纳。学者的成就成为维持和不断更新现状的一个因素，无论他如何美化自己的工作”。
传统理论不加批判地再生产现有社会，批判理论则旨在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来推动社会的变革。霍克海默说：
有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某种具体的不公正，因为它认为这些不公正与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尽管这种活动源于社会结构，但目的既不是在主观意图上，也不是在客观意义上，改善结构中的任何部分的运作。相反，它对现有秩序中‘更好、有用、恰当、有效和有价值’这些范畴保持警惕”。
因此，批判理论以一种“批判性活动”为基础，这种活动具有对抗性，参与社会变革的斗争，并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此背景下，“批判”意味着对压迫与剥削的批判，同时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然而，批判理论不仅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还原主义，同时也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及其政党之上。
霍克海默指出：“在这个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处境也不能保证正确的知识。”虽然无产阶级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剥削和困境，但工人阶级的分裂以及许多成员遭受的压迫和教育不足表明，无产阶级的意识未必是理论上正确的、革命性的。
尽管如此，从霍克海默的“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研究所将自己视为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霍克海默及其同事坚信，经济是所有社会生活和个人活动的关键决定因素。此外，批判理论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所有社会问题最终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理性与矛盾。
批判理论主张，必须以资本主义理论为基础，建立社会理论，从而理解社会历史过程及其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动态对社会生活具有构成性作用。此外，为了解释社会现象，需要将研究对象置于全面的社会分析与批判理论框架中，以避免不当的抽象化，比如将政治或文化现象与其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构成割裂开来进行分析。
然而，尽管批判理论常因使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而受到批评，我认为批判理论并未迷恋总体性概念。其实，对总体性或总体化思维模式的批判往往未能区分“总体性”的不同意义和类型。许多人将“总体性”视为一种强调一致性、统一性和秩序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所有部分被看作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的和谐则被视为一种规范性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明确拒绝这种形而上学的总体性概念，并根据不同的语境对“总体性”一词赋予不同含义。
批判理论家常在“共时”的意义上使用“总体性”一词，指代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定义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为研究提供框架与语境，并构成了许多社会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框架，经济因此构成了一种社会形式。
批判理论家以经济学范畴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起点，正是因为经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仍然发挥着构成性作用，从而为发展社会理论提供了基础。马克思的商品、货币、价值与交换等概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还适用于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受商品和交换关系及其价值的支配。在这一意义上，批判理论运用了总体性概念，描述了一个试图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强加价值、结构和实践的总体化资本主义体系。
在其他语境中，“总体性”还指代批判理论的历时性或历史视角，用于描述促成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并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兴衰及其（期望中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并未使用静态或形而上学的总体性概念，而是采用了动态且历史性的总体化思维模式。他们为宏观或全球社会理论提供了以下正当性理由：1）资本主义社会以系统形式组织起来，理解社会结构需要系统性理论；2）资本主义的逻辑与社会过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越来越多的领域，因此需要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来解释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过程；3）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变化与发展，需要对其不同阶段与转型进行全球历史分析；4）社会批判与变革需要明确历史上的替代方案及规范性价值，以批判现存状态，并为替代性价值观及社会组织形式提供论据。
因此，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全球化和历史化的，试图提供一幅“全景图”，勾勒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轮廓，展示资本主义如何塑造社会生活及其运作机制，同时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能够被社会主义取代。
但法兰克福学派始终警惕经济还原主义，尤其注重追溯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领域之间的联系，同时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他们描述了这些领域之间的中介或关联，也描述了其中的矛盾，由此发展出一种可以称为“中介性总体性”（mediated totality）的理论。
换言之，批判理论家认为，不同领域的边界和学科的分裂是人为的、抽象的。因此，理论与政治问题的深入探讨需要超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辩证的表达方式，以具体细致地揭示构成社会历史体系主要领域之间的联系与冲突，而这一体系正是思想与行动的背景和框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辩证法意味着模型的建构以及连接或中介的形成。社会理论因此需要构建当前社会的模型，并展示现有社会系统各个领域之间的基本联系、矛盾与冲突。
批判理论因此是系统性的、总体化的、整合性的与全球化的。对于批判理论家而言，社会理论具有中介功能，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同时在研究（Forschung）与理论构建和表达（Darstellung）之间进行中介。批判理论在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现象与本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充当桥梁。20世纪30年代“经典”的批判理论模型通过社会理论、研究与激进政治的综合，构建了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性全球理论。本文余下部分将探讨，当代批判理论如何面对重构其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挑战，以应对新出现的社会条件与发展。
在研究所的讨论中，马尔库塞认为霍克海默的“宣言”低估了哲学的重要性，因此他撰写了一篇系统性的论文《哲学与批判理论》（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1968）。霍克海默似乎认可这一观点，并在后续发表了一篇《后记》，强调了哲学的作用。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旨在帮助建立一个理性社会，这一目标继承了理性主义哲学的要求。理性应塑造生活的总体性，同时也继承了理性/批判性活动的行动主义理念。然而，批判理论“从未单纯追求知识的增长，目标是使人类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哲学在批判理论中的作用是分析批判社会理论的前提，并批判竞争理论的假设和影响。对于研究所来说，哲学为社会理论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批判性视角，这种视角是发展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他们拒绝将事实与价值割裂，也拒绝韦伯主义/实证主义关于“价值中立社会科学”的观点。相反，批判理论倡导反思任何具体社会理论背后的价值和利益，并要求检视和捍卫前提。由此，批判理论具有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性，迫使批判理论家不断反思方法与批判社会理论的性质和影响。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发展某种综合哲学、社会理论与研究的超学科目标上大体一致。然而，与阿多诺和本雅明提出的模型相比，他们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霍克海默认为，批判性社会科学将为理论提供不可或缺的素材，而阿多诺和本雅明更相信哲学和文化理论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特权化的知识来源。对他们而言，某些文化艺术品的“辩证图像”能够揭示当代社会条件。他们对社会科学持更高的警惕态度。他们关注文化批判、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些倾向逐渐主导了研究所的工作，并频繁取代了构建当代社会理论的项目。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研究所试图发展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在继承、更新和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因此，需要明确的是，批判理论不仅致力于为当代社会提供实质性的社会理论，还要为理论前提和方法提供“元理论”。
一方面，批判理论包含了一套观察理论与世界的视角，包含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文本和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它还提供了对当代社会的实质性综合理论，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为社会理论和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并将理论工作与激进政治联系起来的能力。
实质理论结合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并将精神分析视角纳入研究。批判理论家进行了一些项目，试图探究为何个体会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探究哪些心理条件促成了会屈服于法西斯主义的威权人格。后来，他们分析了社会化过程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自我弱化和“个体的衰退”。他们还研究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新关系、新技术和大众传播作为新兴社会控制模式的作用、新兴阶级分层，以及无产阶级的整合如何在新的消费社会中减弱了阶级冲突。
总体而言，批判理论家希望构建一种理论，揭示竞争性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转变的过程，并希望参与历史进程，通过这种进程将资本主义替换为社会主义。他们旨在批判现有社会组织，并勾勒出一个更好社会的乌托邦蓝图。因此，批判理论由对资本主义解放的兴趣驱动，提供了一种致力于“未来斗争”的社会实践哲学。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必须忠实于“未来社会作为自由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当然，这种社会必须是当前技术条件下可能实现的”。
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为研究所在战后分析国家与经济新关系提供了框架。波洛克认为，无论是“民主”形式还是“极权”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都产生了一种“指令经济”，表现为“政治优先性”，国家负责管理经济。
与诺伊曼的《巨兽》（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1941）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相比，波洛克认为“利润动机被权力动机取代”。
研究所成员从未就新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以经济还是政治为主导达成一致。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1910）的基础上，波洛克的文章为后来关于经济、国家和公共领域一体化的论断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已发现了避免经济危机的新策略，这为资本主义可以自我稳定并防止社会主义实现的观念提供了依据。因此，这引发了对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新疑问，而这一作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
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因为它是人数最多、最被剥削且最具战斗性的阶级。作为工业生产的核心力量，无产阶级因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和在高度集中化、大规模工业中进行组织的潜力，而被视为革命的逻辑主体。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还预测资本主义将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工人阶级在贫困的环境中揭竿而起，“失去的只有锁链”。
然而，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历了最剧烈的危机之一时，欧洲工人阶级强大的政党和工会却被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击败。在那次失败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在批判理论家看来愈加暗淡。
因此，批判理论家逐渐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拉开距离，不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也不再认为历史进程一定会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从那时起，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变得更加矛盾和复杂。霍克海默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接受一种源于叔本华和尼采的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马尔库塞等人则继续发展他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解读。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核心立场是“文化工业”在管理意识形态与掩盖社会冲突方面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该书实际上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完成。这一观点成为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启了关于大众传播与文化在现代社会建构中作用的新话语。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欺骗大众的机构”，通过操控个体，使其接受现存社会结构。他们指出，文化工业以“娱乐”的名义进行复杂的意识形态灌输，用糖衣包裹压迫，并通过削弱文化标准来压制可能对现有秩序产生挑战的表达形式。
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压力，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分散开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移居加利福尼亚，而洛文塔尔、马尔库塞、诺伊曼等人则通过为美国政府工作来为反法西斯战争做贡献。在加州，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完成了《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不仅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和消费资本主义，还隐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提出了一种历史哲学，追溯了从古希腊科学思想的起源到法西斯集中营以及美国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启蒙命运。他们揭示了西方理性如何成为支配的工具，启蒙如何转化为其对立面：神秘化与压迫。这本书批判了启蒙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隐含地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启蒙辩证法”之中。
战后，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波洛克返回法兰克福，在德国重建研究所，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等人则留在美国。在德国，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德国的重要知识力量。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一词广泛传播，用以概括他们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模式及其特定的社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与其他社会理论家进行了频繁的理论与方法论辩论，尤其是在“实证主义争论”中，他们批判了更加经验化与定量化的社会理论方法，并捍卫了更具批判性和推理性的社会理论（详见《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1976）。这一时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导的德国小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态度愈发敌对，同时也被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其放弃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视角。
法兰克福学派最终因对“全面管理的社会”或“单向度社会”的理论而最为人知。这些理论探讨了资本主义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日益增强的力量和新形式的社会控制。该理论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整合的分析，也包括资本主义稳定的新技术手段，这些手段严重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许多批判理论家认为，新技术、新生产组织模式、新的阶级结构和新的社会控制方法正在塑造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与此同时，新的政治、社会、尤其是文化一致性的形式似乎正在制度化。
“全面管理的社会”导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个人的终结”的理论，并强调保持主体性的意义，以实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他们认为，主体性的消解背叛了现代性的承诺，而现代性本身建立在科学和技术进步将增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并带来更大自由、个性化和幸福的信念之上。
批判理论家则认为，“先进工业社会”的制度与实践正在制造更大的社会一致性和控制。最终，在高度晦涩的《否定辩证法》和《美学理论》中，这种状况促使阿多诺尝试复兴一种被大众社会及其哲学表达（如存在主义和实证主义）压抑的主体性。
最终，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供了对单向度社会理论的最全面表述。在这部现在已被视为经典的分析中，先进工业社会吸收并整合了所有的反对力量，以至于在剥削和不公加剧的同时，阶级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的“主观”条件消失了。
马尔库塞分析了单向度社会中新形式的社会控制，分析了社会批判、反叛与乌托邦思维的“另一维度”的消退，而这一维度提供了对现存秩序的替代。他针对“单向度性”提出了“否定性思维的力量”和“拒绝”。这些口号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中找到了具体的参照，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尔库塞视为理论代言人。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迁居法兰克福的研究所成员与未返回德国的弗罗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等人之间的理论工作出现了分歧，他们经常发展出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期及当时工作相对立的理论。因此，将战后时期各位批判理论家的工作统一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是具有误导性的。
从30年代至40年代初，批判理论家在建立跨学科社会理论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与集体协作，但在此之后，他们的理论工作经常分道扬镳。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一词实际上仅适用于那些与德国研究所相关的成员的工作。因此，很难整体性地描述“法兰克福学派”，因为其工作跨越了几十年，涉及到的思想家在后来展开了激烈的内部争论。
我们更应将研究所的工作划分为多个阶段：1）格伦贝格时期的经验历史研究；2）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霍克海默领导下建立唯物主义跨学科社会理论的尝试；3）大约1937年至20世纪40年代初流亡时期建立批判社会理论的尝试；4）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新方向及研究所成员的分散；5）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研究所返回德国后的工作；6）弗罗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等留在美国的成员发展出的批判理论方向；7）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尤尔根·哈贝马斯、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等人在德国对批判理论的持续发展；8）近年来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年轻学者对批判理论的贡献。
回顾来看，战后批判理论的碎片化导致理论发展陷入危机。尽管个别成员（比如阿多诺）继续进行一些经验研究项目和元理论分析，但社会理论本身未能进一步发展。因此我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批判理论代表了当代社会理论中最先进的理论视角，但自那以来的一些新社会文化发展已使关于“单向度社会”、媒介、技术等方面的某些论断变得过时。尤其是批判理论未能继续对新技术、新媒介的发展、社会化实践的变化和新兴文化发展进行理论化。这一点令人意外，因为批判理论的早期贡献正是在这些领域。
批判理论未能及时更新和发展实质性社会理论的原因，是多面且复杂的。霍克海默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失去了研究动力，并在晚年几乎没有提出重要贡献。阿多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确实在社会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在文学批评、文化批判、哲学和美学领域产出了一系列著作。但他的工作逐渐从跨学科研究转向哲学反思。
哈贝马斯也越来越专注于哲学理论化，尽管他的《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1975）为批判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他后来的诸多著作（特别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和第二卷，分别发表于1984年和1987年，以及《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7）也有重要贡献。
过去十年间，在德国和美国，批判理论的主要工作大多追随哈贝马斯，试图为批判理论发展出更充分的哲学基础，描绘批判理论的哲学方面。因此，在社会研究和社会理论新视角的阐述领域存在明显的不足。相反，这些贡献更多来自后现代主义学者，他们尝试对新技术、新媒介及其他社会文化发展进行理论化。批判理论的回应通常是将后现代理论视为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形式而加以批判。然而，如果批判理论希望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重新确立其作为激进社会理论前沿的地位，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向，并为广泛领域内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化的解释。
随着社会理论的碎片化、琐碎化和学术化，当今的社会理论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批判理论需要贡献新方向和新视角。虽然批判理论停止发展和阐述新的社会条件和进程，但后现代社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缺乏批判理论的最佳贡献者对社会研究、社会批判和政治实践的持续承诺。
虽然这两个流派都对主流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我认为批判理论对主流理论的预设、方法论和缺乏批判性反思的持续批判，比后现代理论提供了更持久的批判。此外，我认为批判理论的传统目标是提供当代和激进政治的理论，这为许多后现代理论中常见的腐蚀性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提供了更好的视角，因为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阻碍了理论探究和政治实践。
但是，如果批判理论试图为走出当代社会理论危机做出贡献，它本身就必须发展新的视角。与以前的“单向度社会”模式相反，当今的批判理论家应该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和危机趋势。由于许多批判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和实证研究，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阶级分层、劳动过程、新技术、媒体和政治的变化进行理论分析。
与继续流传的非政治甚至非政治化的批判理论相反，那些希望振兴批判理论的人应该尝试将其政治化，将其与新的社会运动和现有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随着我们进入20世纪90年代并接近本世纪末，我们面临着许多理论和政治任务。如果批判理论希望消除当前右翼霸权并帮助建立更美好社会所需的条件，它就需要发展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新的政治，以便再次成为激进社会理论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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