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贫穷的纯植物性饮食者生活在北欧 | 良食专栏

今年夏天，我飞往瑞典，开始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念书。

早有耳闻北欧对可持续发展的执着以及纯植物性饮食友好的环境，社会学有个术语：“生活方式迁移”（lifestyle migration），我显然就属此类。

我，一个没见过雪的南方人，跟随直觉奔向了地球的极北处。出生长大在亚热带，从来最苦恼的就是夏天在户外的汗流浃背。八月的北欧，走出机场时却清凉得要穿长袖，烈日下行走，也很难出汗——气候，让我立刻明白，十几小时的飞行后，我已经到了“北方”。

这里确实是北方，“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经济发达的已开发国家通常都在地理上靠北方，故有“南北差异”之说）。刷着在第三世界结算的信用卡，去支付同当地人薪资相匹配的高物价时，握着卡片的手指切实是感觉到了“贫穷的质感”。在一片白色皮肤、穿着得体的人群中，比起种族，我更直接体会到的，毋宁是阶级差距的沟壑。

斯德哥尔摩街景 

有个交换生朋友来自中欧，她在社交媒体写下自己的瑞典见闻：“这里的每个人都过着很舒服的生活”。当地人的均富，对于我这样从“全球南方”北漂至此的外来者而言则意味着，低消费的庶民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再不能花很少的钱去市场买菜，再没法在深夜轻易地去路边摊大吃一顿，也租不到大学边上六百五十块人民币一个月的出租屋了。

生活在斯德哥尔摩，意味着洁净的城市、优美的建筑、俯拾即是的森林和湖泊，也意味着租房贵，买菜也贵，下馆子更贵。令人捧腹的是，在这个菜比肉贵的地方，我是一个三餐只吃蔬果粮豆的纯植物饮食者。

纯植物性饮食是我的习惯，更是我实践“可持续”理念的重要路径。这些理念包括：拒绝工业化养殖，阻止气候变化，人与动物平等。所以即使生活贫穷，我也不打算放弃它。于是，从落脚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忘记“吃素让我省了好多钱”的过往，抛弃在中国消费开销时所有的慵懒、舒适、松弛，摸索出精打细算的节俭之道，并思考如何不至抛却对“可持续生活”的坚持。

去超市买菜

作为不吃肉的穷学生，节俭和“可持续”是北欧生活中永不停歇的拉扯。在北欧实践纯植物饮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理想主义的艰难之处。经历强烈的“消费降级”后，我终于意识到：在倡导包括纯植物性饮食在内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时，我们往往看不到实践这些“正义”的理念所筑基的经济基础。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人们，往往正是这些细小却也沉重的阻力，影响着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选择。

出国前，我不太理解有些朋友用拼多多买菜——虽然真的便宜，一份蔬果可以不到一块钱：如此便宜的价格让人担心种植的方法，附带的塑料垃圾也无法让人心安。没钱顿顿吃有机蔬菜，但网购一些不那么贵的生态作物，或者骑电动车到菜市场买回本地小农沾着泥土、长着虫眼的青菜、白萝卜、茄子，还是我能负担得起的。即使可能贵一些，也不过一斤多个一两块、四五块钱吧！ 

闽南小农的菜摊

到了北欧，我才明白了，生活的窘迫会如何作用于你的每一个选择。

很难说瑞典没有在用心地建立可持续的食物体系。超市里，有机或本地生产的食材的比例不低，错落在非有机和进口的食品之间，二者间价格也没有非常地悬殊。如一个美国朋友说：“瑞典的有机产品和原型食物之多，真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买一个零食，都能看到包装上标着“EKO”（有机的）。

大超市的蔬果区

但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有机与否、会不会产生塑料垃圾，常常不是我可以考虑的；我往往只会专挑那些打折的食品下手。我也会买冷冻包装的西兰花、莓果、秋葵、菠菜，因为价格上的确非常有优势——很遗憾，我一次也没有买过新鲜的菠菜，因为太贵了。

在战争的阴影下，瑞典本地人面对创30年新高的通货膨胀，也难免攒紧钱包——穿梭在不同超市挑选打折食品，是我们共享的“省钱之道”。

买冷冻的包装好的蔬菜，甚至去大超市买菜，是我在国内不太可能做的。从小到大，母亲每个周末都会去菜市场采购一周的食材；独自生活以后，我也特别享受和朋友逛菜市场或是与社区菜店的老板熟络起来的温馨。而且，去菜市场买菜，还能有更多不用塑料袋的自由选择。然而，在斯德哥尔摩，如同很多其他的欧洲国家，超市在日常的食品采购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因此，每周穿梭在亮堂宽阔的大超市里，常常让我觉得有些不真实感——这种光鲜亮丽的生活，好像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大超市的纯植物产品区

来瑞典前，难免对北欧有一些浪漫的想象，直到看到超市里满坑满谷的包装食品，难免大跌眼镜。在学校的可持续社团里，我碰到一个法国女孩，她也对此印象颇深：“我不明白即使在一些标榜生态的超市里，为什么一根黄瓜都要裹上塑料膜？” 有一个说法是，瑞典人对“零浪费”并没有太高的热情，他们更看重建设垃圾回收系统等这些系统性的面向（1）。的确，我身边不乏每天购买瓶装水的北欧朋友，他们觉得使用塑料无可厚非，“反正会被回收”。另有一种说法是，食品包装能延长食材的保质期，有助于减少食物浪费——这也是大生产的超市体系下，应运而生的需求（2）。唯一令人舒适的是，在绝大多数的连锁超市里，散装的蔬果只提供纸袋分装。瑞典同学告诉我，当地对塑料袋的强制性禁令其实也才实行几年，看来效果颇好。

无论如何，真实情况是每周看着“塑料垃圾”桶里堆积如山的包装袋，我还是有些不安，并默默的问道:这种所谓的便捷的生活方式，是否还是太过于“懒惰”，太缺乏作为了？每思至此，也只剩下无奈和无力了。

   寻找菜市场   

我还是很怀念菜市场。

我说的“菜市场”，不是指斯德哥尔摩市区那座玻璃橱窗镶起的“餐厅”式老市场。那是约会聚餐的得体场所，而非买菜赶集的地方。

斯德哥尔摩老市场，与“菜市场”风马牛不相及

随着生活安顿下来，我发现，斯德哥尔摩其实并非没有菜市场，只是特别少，且都呈游击状态。菜市场分两种：一是本地农园（大多是有机种植）贩卖自产食材的农夫市集，它们或者每周六早上在固定地点准时聚集出现，或是在社交媒体上通知出摊地点和时间，让市民闻讯而来。二是一些独立于超市体系以外的、相对价廉的露天蔬果摊，一般集中在移民聚集的城市边缘的地铁站出口，其中有的只在周六上午出现。

毫无疑问，第一类菜市场更加符合“可持续”的理念，但这些小农生产、生态种植的农产品的价格却也比超市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有机蔬果更贵。显然，关心环境的高收入的人群是它们的主要受众，但囊中羞涩的我还燃不起消费它们的勇气。好在我有另一种方法两全我的省钱与可持续理念：抢购剩菜包裹。一些大超市时不时会把卖不出去的瑕疵蔬果用很低的价格打包出售，如果有幸买到，那就能过上好一阵子“富足”的生活。

两个临期蔬果包。一个约合人民币25元

我和朋友们倒是每个周末都会搭上长长的地铁，去到那一两个我们发掘到的露天菜摊买菜。这些菜摊一般由好几个遮阳棚子组合起来，可以理解成只在周六露面的游击菜店。长途跋涉去买菜，是因为它们售卖的蔬果会比超市要便宜一些。我也喜欢它们大多不经包装，可以自带容器承装回家的“菜市场”感觉。

露天“菜市场”

露天菜市场的菜价之所以便宜，首先当然是因为独立于庞大的超市系统之外，租金更便宜；更重要的是，产品大都进口自南欧或南美的农业国，所以本身价格就低。进口货所消耗的运输碳排放多，可是又的确便宜，好像“可持续”和经济效益总是难以两全。这使我想起，在这些边陲的菜摊或“中东超市”买菜时，常常会看到熟悉的卷桶装塑料袋；它们不提供纸袋给你分装蔬果——这样的差异让人玩味。但瑞典朋友觉得，“在这里生产蔬果很多都要用大棚、供暖，不一定就更少碳排放……”。好像也有道理。

菜市场的各色食材

在这些菜摊，能轻易见到让东亚人熟悉的蔬果：芫茜、西瓜、大白菜，还有许多让我觉得非常迷人的西亚食材：小西葫芦、圆而有斑纹的茄子、非常香辣的青椒和灯笼椒……每个周六的上午，菜市场都聚集着戴头巾的人、深肤色的人，东亚面孔的人，（当然也有白人），涌动着一股热闹无比的市井味。

去过的两个菜摊的老板和工作人员大多都来自阿拉伯地区，他们会在你面无表情地等待收银时，冷不防地来一句普通话的“你好”——这一刻，我对这些嬉皮笑脸、有着深邃五官的西亚人，不由得泛起一种温情脉脉的情谊来。我也常试着去跟一个负责给薄荷绑上胶圈、把洋葱从纸箱倒出来等分拣工作的伊拉克小哥搭话聊天，希望了解更多这里食物体系的运作方式，他总是不会拒绝我，把无线耳机取下来，很耐心地对我讲解。

  茹素在亚欧之间   

在北欧做一个纯植物性饮食者，成本很高，这让我时不时思考，在亚洲和欧洲实践纯植物性饮食，分别是怎么一回事。

在亚洲许多地方实践纯植物饮食，是得天独厚的。一方面，如果你生活在农业国家，蔬果和豆制品的价格的确更便宜（暂时不讨论廉价农产品背后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态效益等问题）。比如，在中国茹素，即使囊中羞涩，你也不必花14-20块人民币才能买到一块豆腐（200-400g）。——相较之下，在北欧的穷人的确更难实践植物性饮食。

在白人朋友家吃绿扁豆咖喱饭

另一方面，亚洲有着深厚的植物性饮食传统。做纯植物的亚洲菜，更容易做得好吃。两个来自北欧不同国家的同学（都是植物性饮食者）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他们平时会做不少亚洲菜，包括印度菜、西亚菜，因为“欧洲菜很难做成素的，也很难好吃”。

现在，你很难不在斯德哥尔摩的超市里找到豆腐、咖喱、扁豆和鹰嘴豆泥，街头也比比皆是出售falafel（炸豆丸子，一种流行的中东食物）的餐厅，想必与纯植物饮食者的增加无不有干系，也和欧洲十年来和西亚的文化融合息息相关。

图/“中东超市”里的各色豆子

我最喜欢逛的就是散落斯德哥歌尔摩各处的“中东超市”，让自己流连于各式香料和各种豆子之间。鹰嘴豆、扁豆、黑豆、红豆，都是我在国内很少吃的——因为在国内豆腐太便宜了。现在为省下一些买豆腐的钱，我开始选择直接烹饪这些多彩的豆类作为蛋白质来源，反而无意间让自己的烹饪版图变得更加辽阔起来。

那么，北欧对纯植物饮食者的“友好”在哪里呢？也许是“承认”。在东亚大部分地区，目前唯一被广泛“承认”的纯植物饮食身份只有“佛教徒”。但在北欧，你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纯植物饮食者”被承认——坦言自己在吃饭上是“vegan”不太会像是标新立异，而是轻松自如的事情。很多人对于我不吃肉这件事觉得理所当然，即使问为何茹素，也不是出于挑战你，只是好奇你出于哪一种关切选择了纯植物性饮食。

实践植物性饮食的年轻人，也相对多很多。比方说，我的班级里，包括我在内竟有四个素食者。比方说，在同学家聚餐时，掌厨的人会很自然地为我们准备纯植物版本的对标菜肴。比方说，大部分的餐馆和超市都有纯植物菜单和纯植物专柜。大部分的咖啡店，都会在牛奶之外提供燕麦奶，以及至少一种纯植物性甜点——一般是裹着椰蓉的巧克力球。许多社团活动和公共活动上的茶点，也往往是纯植物性的。

学校小酒吧提供的茶点，特别标注纯植物选项

由于纯植物性饮食文化的普及，在斯德哥尔摩做一名茹素者，不会让你觉得格格不入，也不需要你常常对别人做大量的解释，这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但这也潜藏着对一切少数派身份的“承认”政治可能伴随的风险，就像是超市里满坑满谷的仍然是冷冻肉食和芝士牛奶，餐馆推出素食菜单更多为了不流失任何一个食客，而我身边的肉食者几乎不会购买植物肉产品，连遍布超市、价格低廉的燕麦奶都很少喝。这么看来，肉蛋奶饮食主导的社会结构可能并没有被挑战，只是分出了一块飞地让“非主流”的人们自娱自乐罢了。

超市出售的各式植物奶的一角

也许是我对于这里的要求，和物价一样水涨船高，太过苛刻了。无论如何，“承认”总是必要的一步。瑞典是一个对纯植物饮食相对友善的环境，一个普通人能很轻易地了解到减少食用肉奶造成的积极环境效应，这已然很不容易。

有一个晚上，我和曾在上海念书的南美朋友约好了去一家素食中国菜馆吃饭，结果人满为患。等位的时候，我们都开始怀念起中国菜市场里各式各样的豆腐，以及在中国实践植物性饮食的愉快和轻松。北欧或者欧洲当然不是纯植物饮食者的天堂；我思念人在亚洲的日子，不只是乡愁，而是一种重振亚洲的可持续饮食传统的期待，以及对可以随意走进路边糖水铺吃一碗甜丝丝冰凉凉夜宵的深刻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