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1920-1991）
威廉·弗卢塞尔导读：《技术图像的宇宙》和《写作还有未来吗》
An Introduction to Vilém Flusser’s 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 and Does Writing Have a Future?
作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1941-2012）
译者：陈荣钢
来源：马克·波斯特为威廉·弗卢塞尔《写作有未来吗？》（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1）英文版撰写的序言
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读者（尤其是英语读者）对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还比较陌生。因此，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tions）丛书特此出版他的两部重要著作的英译本《写作有未来吗》（Does Writing Have a Future?）和《技术图像的宇宙》（Into the Universe of Technical Images），这两本书的译者都是南希·安·罗斯（Nancy Ann Roth）。
这些出版物将把弗卢塞尔的思想带给更多的英语读者。身居这个高度依赖媒介、文化饱和的世界，弗卢塞尔的著作至关重要。文本、图像和声音的生产、复制、消费、传播和存储越来越依赖电子设备，如今都是数字格式。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急速普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信息媒介的理论工作和实证研究尚未完成。
对媒介的新思考面临许多障碍。无疑，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西方社会，在当代和未来新兴的全球社会，媒介都扮演着核心角色。信息机器的使用日益密集、加强和复杂化，这些技术对于文本、图像和声音的生产、复制、存储和发行（文化的基本要素）必不可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它为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生态增添了新的层面。任何涉猎批判性话语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媒介。我认为，媒介提供了一个理解全球化进程的关键，这与人类和机器之间互动的新结构相关。
媒介本身难以定义，我们看待媒介的方式也将极大影响我们话语的性质和局限。西方理论中有一个常见的手法，就是将媒介简单概括为一种超验性的工具。人类被描述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享受着工具带来的“减轻人类负担”的益处，就像弗朗西斯·培根五百年前的观点。笛卡尔为培根的乌托邦式想象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人类是精神实体，是物质的存在，包括人体自身，都不过是需要被塑造和改造以服务于人类进步的惰性物质。
这种本体论在赞美人类心灵的自由和对外部事物崛起并威胁到人类而产生的焦虑之间摇摆不定。这种威胁被称为“技术决定论”，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概念。
在西方，“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概念的另一个问题是将媒介与技术混为一谈。我认为，处理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机器与加工木材和铁等材料的机器有本质区别。虽然这些机械机器很重要，但它们与信息机器的功能和影响大相径庭。媒介机器作用于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自然界（如果这种区分仍然适用的话），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与机械机器截然不同。可以说，信息机器比机械机器更接近人类，与人类建立的关系也更深层。
因此，批判话语迫切需要摒弃“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旧有框架，寻求理解人类与信息机器关系的新视角，这种视角应超越自由与决定论的二元论，带来新的可能性。这样的框架需要承认人类和机器的逻辑，也需要承认它们各种交互的逻辑。它们需要解释两者之间的接口，也需要解释彼此互动的延伸方式，这些互动常常会打破政治和文化界限，形成新的政治和文化领域。这就是“媒介”这个简单术语提出的重大议题。威廉·弗卢塞尔就是一位勇于探索这些路径的理论家。
威廉·弗卢塞尔可以与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让·鲍德里亚相提并论。和麦克卢汉类似，弗卢塞尔认真对待媒介，他也像鲍德里亚一样，洞察了媒介对文化的冲击。和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一样，弗卢塞尔在许多其他文化理论家严肃思考媒介文化之前就对媒介进行了理论化。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瓦尔特·本雅明、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名字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
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尤尔根·哈贝马斯、拉克劳、霍米·巴巴和朱迪斯·巴特勒——这个名单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排到今天。许多理论家要么完全忽视了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媒介文化的巨大变化，要么只将媒介视为放大资本主义或代议制民主的工具。与这些思想家相比，弗卢塞尔和其他少数人敏锐地破解了媒介装置之下传播的物质性“密码”。
文化理论家对媒介相对缺乏关注，也许部分原因在于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和弗卢塞尔这些人的“挑衅”。这三位分别来自加拿大、法国和捷克的思想家，都喜欢嘲弄那些看不到媒介重要性的人。和麦克卢汉一样，弗卢塞尔也反复宣告印刷术的终结和图像时代的到来。例如，他在这本关于写作的书的开篇就写道：“书写，字母和其他符号一个接一个排列，似乎没什么前途，甚至说根本没有前途。”
正如麦克卢汉宣告“古登堡星系”（Gutenberg Galaxy）的终结，弗卢塞尔也宣告了写作的终结。他们这样的言论对当时正逐渐发现语言、写作等重要性的理论界来说，并不会产生太大吸引力。此外，在当时普遍鄙视流行文化的思维惯性之下，这三位思想家都认真看待电视（麦克卢汉）、风格（鲍德里亚）以及在全球网络上普及和扩展符号交换的重要性（弗卢塞尔）。可以说，他们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对电子媒介现象的洞察力，而在于一个简单而基本的事实——他们关注到了媒介。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一篇论文就对弗卢塞尔提出了批评。基特勒反对麦克卢汉和弗卢塞尔对印刷品和图像的尖锐区分：
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继任者威廉·弗卢塞尔在文字和图像之间划了一条绝对的界线，这个界线最终基于几何学概念。他们将印刷书籍的线性或一维性与图像不可还原的二维性进行对比。在计算机技术可以将文本建模为字符串的今天，这种简单化的区分方式也仍然成立。但它忽略了很久以前提出的简单事实——巧合的是，这还是一位新小说家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提出的——人们最常使用的书籍（曾经的《圣经》，现在可能是电话簿）肯定不是线性阅读的。
基特勒对“印刷—图像二元论”的批判提醒我们不要过度简化，但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媒介特殊性及其文化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基特勒采用福柯式的历史方法研究媒介，而“话语网络”（discursive network）属于特定的时代，因此他的批判有些令人费解。
弗卢塞尔媒介理论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是他所描绘的写作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分析对时间性概念的启示。在讨论媒介和历史时，弗卢塞尔毫不夸张地、系统性地使“时间性”去自然化了，这种彻底性或许从维柯（Vico）之后就未曾见过。弗卢塞尔首先论证，没有写作，历史就不可能存在：
随着文字的发明，历史开始了，不是因为文字牢牢地掌握了过程（process），而是因为它将场景转化为过程——它产生了“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在弗卢塞尔勾勒的写作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中，媒介实践已然在文化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此，它表现为人们将时间视为线性运动的意识。但对弗卢塞尔而言，“写作”本身就起到将“场景转化为过程”的功能。因此，弗卢塞尔将基于写作的文化与基于图像的文化进行对比。
与德里达不同，弗卢塞尔将写作制度的出现更多地与记忆形式的改变（非逻各斯式差异）联系起来，而不是对图像的抵抗：“希腊哲学和犹太预言是代表文本反对图像的战斗口号。”德里达认为，古希腊人曾经关注写作（相较于口语）的危险，但弗卢塞尔的写作与图像的二元论对重视写作的希腊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对弗卢塞尔媒介理论最重要的影响是写作对时间性的影响。弗卢塞尔非常强调写作的线性特征。在这种媒介中，一个元素会必然紧跟另一个元素之后。人们很难轻易地在书面文本中跳来跳去（在写作被数字化并出现超文本之前）。从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到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乌力波”文学团体（Oulipo）的作家们，以及罗兰·巴特这样的理论家，他们都尽了最大努力，但也很难构建出允许或鼓励读者自主阅读的文本。弗卢塞尔坚持写作的线性特征，尽管存在种种例外和反对意见，但仍然令人信服。他写道：
线性编码要求对历时性进行同步。它们要求渐进式的接收，于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时间经验——线性时间，这是不可阻挡的进步，是不可重复和框架化的河流，简而言之，这就是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与写作的关系问题上，历史学家大多传统上站在弗卢塞尔一边，但通常并非出于相同的原因。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写作，就没有任何关于过去的物质性、客观性的记忆基础。弗卢塞尔说，写作可以“牢牢抓住过去”。借用另一种说法，弗卢塞尔将自己关于写作与历史关系的论述与历史学家的论述区分开来：
史前和历史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我们有书面文献……但历史上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他们体验、理解和评价世界，把世界作为一种“生成”（becoming）。
历史学家通常更偏爱完整的书面文本及其包含的真理，这当然不是弗卢塞尔的主张。直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对“大屠杀”和其他更普遍创伤经历的研究，历史学家们才开始重新考虑写作对学科的独特价值，打开历史研究的新路子，去口述报告和访谈中寻找真相的证据。此外，受人类学和考古学方法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至少将物质性文物（没有文字的物体）作为档案的补充来源。
然而，弗卢塞尔关于写作与时间性关系的论述并非历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弗卢塞尔强调写作的单向流动及其“不可重复性”，这是这种媒介的突出方面，它促使（甚至决定）了时间文化的进步性。对于弗卢塞尔来说，写作和阅读的实践诱导了线性的时间感，并且与共时性相比，普遍突出了历时性。
弗卢塞尔认为，现代社会与人类普遍的循环时间感决裂（这显然是对自然节奏的延伸），这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归功于日益重要的写作。时间是线性进程的充分延伸，并不只是随着写作的简单发明而出现，而是伴随着与现代社会相称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包括使写作得以广泛复制的印刷术、现代民主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城市商业文化崛起及其对书面文件的严重依赖、现代国家及其官僚形式的出现等等。
弗卢塞尔关于写作与时间性的理论还有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层面。弗卢塞尔认为，写作是一种媒介，它促成了一种特定的时间形式。媒介本身和时间都有特殊性，这意味着每一种媒介都可能拥有与之相伴的特殊时间形式。因此，弗卢塞尔的媒介理论能够解释每种信息技术的特殊性。他的观点与德里达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德里达将写作的时间逻辑视为所有媒介（甚至所有技术）的典范。因此，解构主义难以区分不同的媒介文化，比如写作文化和图像文化之间的差异。正是基于这一点，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批评德里达。也因此，德里达和弗卢塞尔对媒介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持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弗卢塞尔认为，如果历史是一种与写作相关的线性意识模式，那么在今天，历史肯定处于危机之中。危机的根源很简单——写作正被图像取代，一种新媒介被加到旧媒介之上，并在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弗卢塞尔从几个方面理解这种媒介的变革。
从历史角度来看（弗卢塞尔借用历史来划分媒介变革，这有一定程度的讽刺意味），图像文化始于摄影术。作为技术生成的图像，照片鼓励非线性的构图和阅读方式。它们“堵在历史河流上的水坝，阻碍了历史事件的发生”。
阅读照片带来整体的时间性，而非线性的时间性。书面文本的解码是线性的，按照叙述依次进行，从头到尾。弗卢塞尔认为，解释图像的过程则不同：“我们可能先理解图片的信息，然后再尝试分解它……这种差异与时间性有关，它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书面文本的“历史时间”在读者心中诱发某种方向感，那是一种前进的感觉，图像的阅读则没有方向感，它给人一种停滞的感觉。
在构成上，弗卢塞尔也认为照片与写作不同，因为照片依赖一种“计算的、形式的”思维方式。但对他来说，照片并不是向史前时代的倒退。例如，照片与洞穴壁画之间不存在同一性。后者具有模仿性，照片则是“被计算的（模型和对环境的投射）”。
弗卢塞尔对史前图像和照片的区分缺乏说服力。即使照片具有“模型”的形式属性，但对洞穴壁画也可以这么说。即使洞穴壁画起初是模仿，我们也可以说照片也是模仿，至少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是这样。无疑，在19世纪的文化中，照片大多具有某种“指示性”。为了让弗卢塞尔的论点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分析史前图像和摄影技术之间的差异。在创作过程上，这两种图像制作形式的差异十分巨大。仔细阅读《技术图像的宇宙》将帮助读者理清这种区别。
在分析写作和图像的不同时间性时，弗卢塞尔发展出一套视觉理论。写作和图像就像线条和表面一样截然不同。如我们所见，前者产生历史社会，后者则产生“远程信息社会”。弗卢塞尔如此描述这个新世界：“远程信息社会将首次认识到信息生产是社会真正的职能，并因此系统地促进这种生产。这是第一个自我意识的社会，因此也是自由的社会。”
弗卢塞尔带着些许乌托邦色彩，预见到数字图像取代文本和模拟图像（电视、摄影、电影）之后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他想象了作者权威的终结，这与福柯和巴特勒的观点非常相似。他写道：“只有在抛弃信息作者的神话之后，真正经过理论化训练的创造力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弗卢塞尔来说，计算机生成的图像要求一种过去不曾达到的创造力水平，因为在过去，图像生产的目标是复制自然。
媒介的文化研究一直受到一种哲学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基于先验的、无条件的、没有语境的“我思”认识论。从康德（时间是理性的综合先验形式）到胡塞尔（时间是意识在心灵中显现的一个特征）和柏格森（时间是持续），时间的本质都从逻各斯中推导出来。德里达将时间与书写技术联系在一起，但写作又变成了“差异”，是所有媒介固有的形式，因此与技术特性和社会实践脱节。
斯蒂格勒试图在他的三卷本著作《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中打破这一传统，将技术更牢固地纳入时间的概念之中。在他的论文《德里达与技术》（Derrida and Technology）中，以及在他与德里达的电视辩论中，斯蒂格勒抱怨德里达将“写作”理论化为“原始写作”（arche-writing）。他把技术置于一种失去了不同媒介特性的时间性框架中：“德里达认为，一切都是原始写作构成的……图像。”因此，对于斯蒂格勒（和弗卢塞尔）来说，时间通过文化对象的的技术铭刻而存在。在媒介时间性的先验本质问题上，斯蒂格勒最终得出了一个他称之为“非超验性”（a-transcendentality）的折衷立场。
马克·汉森（Mark Hansen）在对《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评论中指出，斯蒂格勒发现了数字图像的离散性，这促使他将媒介定位为在不同的时间意识形式中。因此，摄影、电影和网络计算在主体身上构建了截然不同的时间性形式。
然而，思维严谨、系统化的斯蒂格勒仍然坚持将媒介视为记忆的物质形式，作为义肢的原始结构。斯蒂格勒的著作中留下的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斯蒂格勒与弗卢塞尔媒介理论的真正交叉点，这个问题关乎原始义肢的决定论。我们必须以一种不完全依赖人类作为基础的方式来理论化时间和媒介，为人类和机器的多重组合体打开更复杂的空间，不是作为人类的义肢，而是作为人类和机器的混合体，拥抱关系的偶然性。这样，媒介和时间的不同文化形式将各司其职。但是，如何在网络计算中建立新关系将仍是一个开放的政治问题。
虽然媒介问题很重要，弗卢塞尔也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主要文化理论家常常忽视媒介理论，并几乎完全忽略了弗卢塞尔思想的影响，这令人失望。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种缺失和问题。
米歇尔·福柯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也存在于德里达的著作中。福柯70年代的著作大量运用了媒介隐喻。《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的核心论述都依赖“权力技术”和“网络”等概念，将个体理解为“节点”。个体或主体被日常生活的网络所构成，并生活在其内，这对理解媒介的作用具有高度启发性。更重要的是，他隐晦地描述了一个超越作者功能的世界，这是在全球交流现象真正存在之前的交流类型：
所有话语都将发展成一种匿名的低语。我们不再会听到那些被反复咀嚼了很久的问题：谁真正说了话？真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吗？具有怎样的真实性或原创性？他在话语中表达了最深层自我的哪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问题，比如：这种话语的存在模式是什么？它在哪里被使用过，可以如何流通，谁可以为自己挪用它？哪些地方可以容纳潜在的主题？谁可以承担这些不同的主题功能？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东西，只有冷漠的骚动：“谁在说话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福柯似乎预见到了聊天室、电子邮件、博客和网页的世界，在这些地方，作者身份总是值得怀疑。他似乎描绘甚至渴望一个交流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身份会受到质疑，并服从于文本的流动和创造力的冲动。然而，这位作者身份批判者回避使用“媒介”一词。最终，除了偶尔评论一下写作在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中的重要性之外，福柯并没有将媒介作为一个重要的主体化领域进行理论化。
接下来是雅克·拉康。拉康的作品启发了齐泽克的重要著作，但拉康本人的媒介研究相当糟糕。在他广为人知的电视访谈节目中（该节目号称关于电视，并以文字转录的形式出版为《论电视》），拉康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媒介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很遗憾。
在第十七次研讨会上，拉康抱怨1968年5月巴黎的叛逆学生毫无愧疚和羞耻感，他认为这些年轻人象征性地杀死了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他者凝视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法屈服于法律，也无法成为欲望的主体，等等。在这个令人震惊的将精神分析应用于媒介的例子中，拉康将这种道德上的越轨行为归咎于电视。
为什么呢？因为在电视上，只有声音，没有个体。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电视与广播、电影或互联网有什么不同吗，它们也发出声音而没有说话人的存在吗？要这么说的话，书籍、报纸——所有形式的印刷品也都可以列入这个名单，它们的声音并不伴随着“声音”。那么，为什么只抱怨电视呢？
吉尔·德勒兹是另一种20世纪理论中缺乏媒介意识的变体。他与瓜塔里合写的具有开创性甚至权威性的著作《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批判性地探索了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却没有提及媒介。这种缺失可能会削弱他们对西方现实的反思。德勒兹两部关于电影的著作也同样符合这一点。
在这篇文章中，德勒兹强调了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在实施控制时不局限于空间。哈特和奈格里在谈到德勒兹的论点时指出：“随着制度的崩溃，规训机器在社会领域的空间限制和束缚也减少了。监狱、学校纪、工厂等等，交织成一种混合的主体性生产方式。”除了“主要的限制性监禁场所”缺失这一负面特征之外，控制社会在文中的定义非常模糊。后来德勒兹再次讨论了控制社会，但仍然简短模糊，只是补充说，“信息正是控制系统”，所以“反信息”成为一种抵抗形式，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德勒兹对网络化数字信息机器的理解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很难想象什么是反信息。在他看来，批判性内容是抵抗吗？抑或是批判性内容的形式构成抵抗？
然而，从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之间的对立来看，德勒兹将自己置于福柯的对立面。至少可以说，他超越福柯，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位“全景监狱历史学家”没有思考过的支配形式。但这根本不是事实。
相反，德勒兹宣称他同意福柯的观点。德勒兹写道：“福柯同意，我们的未来将被控制而不是被规训。”但是德勒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福柯预见到向控制社会的转变，将规训贬为历史的垃圾堆。德勒兹似乎不愿意将自己定位为超越福柯的思想家，他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两种统治秩序之间的断裂。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德勒兹坚持认为福柯采用了控制社会的概念：“福柯描述的规训不属于我们今天的历史，我们今天的现实诉诸一种与封闭规训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出公开和持续控制的态势。”
德勒兹从规训到控制的阶段理论也过于线性。在近代早期，欧洲就存在控制的因素，当时国家雇佣间谍监视可疑的不法分子。同样，随着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在“强硬政策”下建造越来越多的监狱，21世纪的规训形式也在激增。从规训到控制的转变也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忽略了“全球南方”的不同态势。例如，弗朗索瓦·韦尔热指出：“在后殖民时期的留尼汪岛，这两种手段同时存在。新型的制裁、教育和关怀措施在克里奥尔人周围构建了一张控制之网，同时随着庞大的社会控制网络的建立，监狱数量也在增加，政治的犯罪化和心理化也在发生。”因此，德勒兹将控制视为继规训之后的下一个阶段，在多个层面都存在问题。
1998年，迈克尔·哈特试图在德勒兹的基础上阐释控制社会的概念。他断言，作为主要的权力新形式：“控制社会的隐喻空间也许可以用不断被吹散的沙漠沙丘来形容。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网络空间的平滑（smooth）表面，拥有无限可编程的代码和信息流。”平滑表面与刻线（striated）表面相对，后者是来自《千高原》的概念，分别指同质空间和异质空间。但哈特忽略了网络空间中抵抗控制社会权力形成的一面，那里充斥着各种版权法、固定身份、审查制度等不断被规避和挑战的空间。网络空间绝非哈特所言的透明和控制的平滑表面，而是一个高度分化的抵抗、冲突和不确定的领域。
对哈特来说，控制社会之所以“平滑”，是因为公民社会已经崩溃，使社会缺乏调解。哈特分析了从黑格尔到福柯的公民社会辩证法，得出结论说：“在后公民社会中，这些起到调解或教育职能的机构终结了（更准确地说，是重要性下降）”福柯的规训机构失去了定位和赋予个人身份的能力。哈特认为，取代限制空间的就是媒介。但同样，人们必须反对，媒介也具有调解作用，尽管形式不同于教育和家庭等旧有机构。在从规训到控制的转变中，哈特的分析没有将媒介作为权力技术。
媒介当然不同于监狱、教育机构等，但必须理解媒介作为结构化系统的特殊性，并注意一种媒介与另一种媒介之间的差异。电视、印刷品和互联网都是不同的规训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彼此不同，但也类似于监狱，因为它们建构主体、定义身份、定位个体和文化对象。诚然，媒介不像工厂和监狱那样需要空间，但人类仍然固定在空间和时间中——在电脑前、电视机前、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过城市街道，戴着耳机和MP3播放器，在地铁上看手机。我将这种建构主体的结构称为“超全景监狱”，以表明它与现代机构的区别。“控制社会”这个术语的缺点在于它无法捕捉新的权力技术——媒介。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德勒兹将电影理解为艺术，这阻碍了他发展媒介理论。从《差异与重复》到80年代的电影论著，德勒兹始终将电影框定为艺术形式。当他意识到日常生活领域充斥着声光技术时，他发现，艺术可以让人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起来越标准化、程式化，商品的复制速度越快，艺术就越需要被注入其中。”将日常视为贬值、堕落和有害的东西，就无法接近媒介问题。当我们转向弗卢塞尔，也许可以改变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文化理论如此忽视媒介的现象。尽管弗卢塞尔的写作可能有些浮夸和充满争议，但他深入思考了电子媒介的兴起及其不仅对西方文化，而且对全球文化的影响。
可打赏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