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现代性的逻辑：阶级、家庭、人口
The Logic of Compressed Modernity: Class, Family and Population
作者：张庆燮（장경섭，首尔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本文译自同名著作（Polity，2022）第7章、第8章、第9章，副标题为后加。三月底，将翻译和推送张庆燮2016年的一篇论文《贫困的金融化：后发展时代韩国金融危机的无产阶级化》（Financialization of Poverty: Proletarianiz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Post-Developmental Korea）
第7章：生产最大化，再生产崩溃
Chapter 7 Productive Maximization, Reproductive Meltdown
在韩国和其他东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发展伴随着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和被迫迁徙（displacement，或译作“移置”、“流离失所”等）——自杀率高、生育率极低、普遍延迟（widespread postponement）、否认和破坏婚姻、老人和青年普遍贫困、农村人口过度外流、解雇和退出产业工作的现象疯狂发生、文化和规范上自我孤立（尤其在青年中）。
面对这些大潮，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众讨论中，东亚发展型政治经济中的寡头政治、行政和行业领导人的保守意识形态、政策和行动经常受到批评，比如福利计划的不足和缺陷、普遍的重商社会经济政策、对劳动力和妇女的系统化剥削等等。我基本同意这些批评，同时，我将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进一步探究令人不安的社会趋势——经济生产（economic production）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之间的关系是东亚的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一个关键方面。
社会再生产涉及日常生计的准备和维持、社会和职业参与的准备、择偶和婚姻、生育和抚养子女、照顾配偶和父母，以及其他一系列被视为维持和改善人类和社会状况不可或缺的活动。简而言之，社会再生产是指个人、家庭、社会、企业和行政部门为创造和管理人类生命（人口）和劳动（阶级）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社会再生产使这些行动单位能够确保、维持和改善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对于社会近期和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其中，人口的增长/减少、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变化、构成成员的保障和招募是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基本集体成果。
资本主义通常从生产系统的组织原则来定义，而社会再生产必须得到有效和稳定的管理，以实现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地方和国家经济的顺利和持续发展。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同的现代性路线涉及相应不同的社会再生产制度。本章论证，在压缩的现代性之下，对社会再生产（及其与经济生产的关系）的理论和分析关注尤为重要。
在东亚（尤其是韩国），压缩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和结果，它由国家强力发起，由普通公民积极推动。东亚人从根本上以发展主义或生产主义的方式看待现代性。因此，现代化的“政治兼社会事业”成就了压缩时间（time-condensed）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跻身世界 “先进国家”行列。
这种以压缩的国家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方式得到了各种政策、行动和态度的支持，这些政策、行动和态度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生产，同时也不约而同地系统性地牺牲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韩国工人每年被迫劳动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大多数工人，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长期缺乏足够的睡眠。事实上，失眠问题在韩国未来的劳动者中同样严重，他们就是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直到午夜过后才能上床睡觉。
这种生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新型或现代的工业、城市空间、家庭形式和关系、生活方式等）反过来又证明了牺牲社会再生产的各种社会后果（自给自足经济部门、有社会收益的劳动过程、文化自主的家庭和社会、生态嵌入的生活方式消亡了）是合理的。
尽管东亚社会以超前的工业、物质基础设施、服务和生活方式被令人艳羡的外表所掩盖，但在狭隘的发展型政治经济下，这些被视为可有可无（不值得社会再生产）的阶级、空间、社会、文化、智慧和权利被剥夺、萎缩和/或消亡，反过来严重阻碍了东亚社会的文明乃至经济发展。
本章旨在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探讨压缩的现代性下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探究韩国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因素、过程和本质。具体而言，本章将讨论韩国社会再生产危机的阶级（劳动）层面，而人口层面的大部分内容将在第9章“压缩的现代性的人口结构”中涉及。我将系统地评估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它是韩国压缩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结构性因素，也是随之而来的农业村庄、城市工业和社会阶级成员的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再生产的系统性危机不仅仅存在于生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实际上，在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下，许多现代国家采用了一种更为形式化的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来统治。生产主义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在国家政治上的表现，其中生产者（即劳动者）的阶级地位被转化为国家主义统治，重点是动员经济发展。
国家经济计划是实现经济生产最大化的正式或官僚化框架，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化上，同时最大限度地自动化消费（主要用于社会再生产活动）。除了经济生产主义之外，马克思唯物主义还促成了一种对社会再生产持敌意态度的政治文化。革命性的社会转型，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被视为需要彻底打破经济和社会中的封建和/或资本主义因素，以便社会再生产（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成为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
斯大林主义对这一社会转型的解决方案是将社会再生产完全屈服于工业生产体系，其标志是在国家控制的生产单位中对社会主义公民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形式主义的重构。通过这些经济和社会安排，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实现了惊人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
然而，这种生产主义发展由于其社会再生产基础的结构性限制而难以持续。当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系突然停滞时，不仅国民经济生产停滞，而且人们由于几十年来受到国家干预、反对自主的社会再生产而完全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作为20世纪最大的悖论之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危机更为严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转型最为成功，但早期的社会主义转型却相对滞后。这是因为它们的不发达状态迫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框架，以及经济生产和社会保护的本土社会结构。中国和越南是突出的例子。中国的人民公社既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又具有地方社群主义的特点，因为自然村成员（通常包括同姓亲属）共同致力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并且往往依赖于传统的社会制度。
在后社会主义改革初期，中国进一步恢复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村生产和社会保护，并加强了家庭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自主权。农业生产私有化带来的直接经济成果虽然惊人，但即便如此，与农村人民自发发展的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爆炸性增长相比，这些成果也显得相形见绌。无疑，中国村民的经济成功立即伴随着他们对社会再生产的强烈渴望，他们一度不顾国家严格的政策限制生育了更多的儿子。
在其他东亚资本主义邻国中，如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社会再生产趋势。在日本和韩国相继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个人、家庭、社会和企业却未能和/或避免充分繁衍和维持家庭、社会、产业以及最终国家（国民）的组成成员。
与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韩国在这种趋势中显得尤为极端。在韩国，生产主义国家对社会再生产的偏颇做法通过社会政策中的发展型自由主义（developmental liberalism）来实现。这种方法诱导并强化了公民和企业的种种做法，通过故意牺牲社会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生产的最大化。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期工业化或“追赶型”（catch-up）工业化相比，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少了许多计划性，甚至是“游离型”（peripatetic）。发展型政治体制或治理体系的形成、运作和转型成功地协调了“晚期但压缩”的资本主义发展，吸引了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比较社会学领域大量热心的学术研究。
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虽然没有任何发展治理方案作为支撑或框架，但许多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国家都由通常所谓的“发展型国家”统治。不幸的是，在研究各种发展型国家时，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是生产型的，已有研究未能充分关注社会再生产及其与经济生产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而这正是发展型（发展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发展型国家对社会再生产的立场和影响仍然需要作为一个几乎全新的课题加以审视。而这一课题又必须与发展型国家的总体社会政策取向这一广泛问题结合起来探讨。
在韩国，以及整个东亚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积极追求追赶型工业化和压缩型经济增长，并在社会政策方面奉行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在劳动、福利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不论是在支出水平还是在制度结构上，一般被认为是保守和/或自由主义的。然而，国家在发展方面的积极主动往往会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而系统地利用和/或牺牲社会政策和基层民生。在这种环境下，韩国的社会政策在发展方面一直是自由主义的。
发展型国家的主要关注点无疑是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但社会政策并没有被委托给不同的政治机构。发展型国家本身也对基本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学说负责，该学说部分被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儒家家庭主义）所覆盖，最近又被（欧洲大陆式的）保守的社会保险计划所掩盖。
因此，我们需要记录经济发展目标和自由社会政策之间的系统关系，这两者都是发展型国家的属性。也就是说，迫切需要对经济发展主义与社会政策和实践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更系统的分析，而不是停留在它们之间所谓的零和关系上。特别是在压制或牺牲社会政策问题方面，此类行动的动机、条件、方式和结果应被系统地记录下来，以探索它们是发展型自由主义的可能性。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社会再生产方面，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公众对于家庭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支持被排除在外，这些部门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性被忽视。国家倾向于将资源调动到被称为“主导部门”的战略产业中，而不承认社会再生产的责任。第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和费用通常来自劳动者及其家庭，即使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援助也往往采取偿还财政的形式，而不是以社会工资的形式提供。第三、基本社会再生产产品的市场商品化得到认可，甚至被鼓励，同时各种类型的社会再生产贷款也得到了推行。第四、社会再生产的性质和内容被任意操纵，以证明和促进经济生产主义或一般的发展主义政治经济学。
综合这些特征，发展型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政策体制，其功能是系统地强化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进而强化压缩的现代性的生产主义本质。
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对社会再生产采取的这种消极或保守的立场，不可避免地给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进而成为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的严重因素。
家庭间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差异可以转化为社会再生产的不同可能性，从而系统性地放大社会和经济竞争中的不平等状况。然而，大多数韩国人过去都把社会再生产视为家庭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快速增长期间收入水平的广泛提高。更关键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抵制国家的发展（自由）教条，而是试图以发展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从而积极适应保守的政治经济秩序。
例如，他们对儿童的教育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无与伦比，对子女和兄弟姐妹经济活动的财政支持往往被认为理所当然。他们迅速退出农业等衰退行业也与经济增长有关。他们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也探索和从事新兴行业。
相比之下，他们对社会再生产长期稳定的关注和准备与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一样不足。最糟糕的例子是，韩国工人及其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对老年保障准备工作长期漠不关心，导致老年人普遍贫困和个人绝望。
总而言之，发展型国家和发展型家庭相互勾结，维持着充满投机或赌博特征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尽管私人家庭可能不会赋予宏观发展主义以基本价值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它们一直通过将宏观经济秩序内化到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空间中，发挥着发展系统秩序最基本单位的作用，并适应了与之相伴的物质机会结构（materi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韩国社会再生产危机的阶级（劳动力）维度将在以下几节中讨论，而其人口方面的大部分内容将在第9章中讨论。农业和简单的制造业瞬间被抛弃。过去从事这些行业的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管理和社会再生产出现了根本性危机，进而加剧了宏观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稳定。下面，我将系统地评价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它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受压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城市工业和社会阶级成员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传统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民，在父权家庭组织的基础上将农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制度在现代性中幸存下来，并成为在韩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微观社会制度之一。
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韩国现在面临着家庭农民的灭绝。现在，韩国农民人口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他们大多是城市子女留下的留守老人。农民家庭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崩溃通过农户在家庭再生产周期不同阶段的分布得到了更系统的体现。也就是说，剩下的农户中，只有极少数处于家庭形成和扩大阶段，其他农户则处于家庭缩小或解散阶段。因此，作为韩国农村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的功能存在着根本性的限制。
农民家庭消亡的趋势主要是由于农民将子女和/或兄弟姐妹送往城市地区，后者接受教育和就业，这是一种家庭发展战略，而城市地区拥有伴随工业资本主义而来的大多数优厚的经济机会。然而，农民的这种适应行为也反映了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来自发展型国家和业界共同推动的“非周期性”或“急进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构性从属关系。
一方面，发展型国家拒绝承认农业、农民和村庄所蕴含的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另一方面，发展型国家不屑于掩饰如下假定——为了实现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工业的最大增长，农业不能不被牺牲，尤其是在全球自由贸易的最新时代。
农村居民的这种个人化屈服在年轻妇女中尤为普遍，她们试图摆脱来自农户父权制生产和再生产制度的社会压力。这反过来又给农村单身汉带来了婚姻危机。在社会政策方面，（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似乎并不觉得有必要对已失去战略发展价值的农村人口和地方社会再生产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和支持。最近恢复的地方自治政府预算有限，但为了自身的政治和行政需求，地方自治政府仍在努力维持农村人口的社会再生产。
国家和业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驱力强化了经济发展，也牺牲农业的性质——与美国、智利、澳大利亚、加拿大、越南等农业出口国不加区分地签订自贸协定就是例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化进程的另一面，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最后手段，农民单身汉的国际婚姻迅速增加。现在，政府鼓励那些65岁或以上、务农至少5年、但没有人愿意接班的农村老人参加“农地年金” （농지연금）计划，该计划以抵押农田换取每月收入。
急进式经济发展战略也扰乱了广大城市无产阶级家庭的社会再生产制度。终身雇佣制度一直是一项特殊的特权，仅限于韩国产业中非常少的工人，大多数其他工人的工作生活史充满了频繁的中断。
在工业化初期，企业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并没有将产业工人视为理想的职业，对工人本身也不具吸引力。到了工业发展的后期，以企业为中心的财阀（재벌）并没有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推动员工技能水平的提高，形成一个社会进步的生产者阶层社会。相反，他们更多地依赖技术外包进行重组和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工厂自动化导致了大量产业工人失业。此外，自1997年至1998年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管的国家金融危机（韩国人普遍称之为“IMF危机”）以来，许多公司不愿意为大多数新员工提供正式雇佣合同，无论他们的技能水平如何。
此外，除非出口导向型企业另有要求，否则遵循以企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的劳工政策并未重视现有员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与德国或日本不同，只有当韩国实现了工业发展的系统化时，才能真正融入工人的人力资本，否则韩国可能无法成为社会先进经济体。
大多数产业工人经历了频繁的工作中断，加上低工资水平，严重阻碍了他们能够稳定地扮演家庭供养者的角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全球成功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曾经要求，员工子女可以继承他们的正式工作身份，作为企业的保障。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这对该大型企业工会的社会声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前面提到，农民家庭是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有机结合的社会制度。类似的复杂功能也存在于城市贫困家庭中的一些妻子身上。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终身从事职业工作，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专业工作，但在城市贫民中，已婚女性频繁中断的就业状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许多中年女性在家庭再生产和家庭收入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遵循婚前就业、婚后短期休假生育、育儿等“M曲线”路径。然而，这些女性的配偶往往从事不稳定且收入较低的职业，而她们自己主要从事低薪的服务业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家庭的双重收入很少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阶层中提升，或者帮助他们的孩子实现跨代流动（尤其不能通过私人教育参与竞争）。自“IMF危机”以来，大多数韩国人相信阶级固化已经基本确立。
尽管城市贫民家庭主妇的生活一直需要共同承担，但她们面临着所谓的“新社会风险”，因此不得不承受更沉重的个人负担和痛苦。特别是在韩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已经年迈的父母（岳父母）寿命的延长，使得城市贫民家庭主妇不得不除了应对工作和家务之外，还要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这些老人往往在为家庭付出过多的中年时期经历了过度劳累，再加上慢性疾病缠身，导致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来应对晚年生活。近年来，伴随后工业时代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压力，伴随成年子女的就业困难和随之而来的进修需求，以及丈夫长期职业的不稳定，都使这些妇女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成年子女的就业状况不断不稳定化，晚婚、不婚和离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如今的中老年妇女无法依靠将家庭角色转移到下一代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妇女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重复她们的生活，因此他们经常会听到女儿说：“我不想像你一样生活，妈妈！”稳定的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减少，这意味着对婚姻的悲观情绪在代际间不断增加。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如果土地所有权结构扭曲，剥夺了农民正常经济活动的机会，许多人就不得不依赖地主的高利贷生存。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农场、牲畜、房屋甚至家庭成员来偿还债务。
在21世纪的韩国，家庭债务激增表明了普遍的贫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poverty），伴随着许多普通韩国人长期面临的结构性危机。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陷入绝望，甚至导致家庭破裂和自杀等毁灭性事件。在一些自杀事件中，绝望的父母甚至会先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父母的物质支持，孩子将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韩国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家庭，这主要是因为“IMF危机”后的激进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着重于迅速恢复和提高财阀主导的主要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但牺牲了农业、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以及工业生产的海外转移。
许多韩国人失去了经济活动的机会，他们不得不通过处置家庭财产、依赖亲戚的金融支持和贷款担保，以及进行消费借贷来补充失去的工资或商业收入。政府在这种趋势下鼓励了新兴金融服务公司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用卡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在本世纪初爆炸式增长。
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金融服务而不是自己的生产活动来维持家庭或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金融。在背负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即使他们努力恢复经济活动，也难以与雇主或商业同行进行公平的谈判，因此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异常不利的条件。一些债权人甚至威胁债务人同意进行非法的人体器官交易。因此，金融债务已经成为定义阶级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随着普通人中债务人的增加，历届政府都试图设计和提供各种形式的金融救助计划。尽管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商业贷款计划，支持教育、住房等领域，但由于一些政策的不足，这些计划可能并未有效地帮助穷人获得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商品。有些政府的政策，比如对高昂的大学学费和房地产投机行为的不作为，以及其他导致经济扭曲的因素，都可能使这些商业贷款项目更像是新兴产业政策，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政策。当前的政府虽然试图延续这些以社会为目标的贷款计划，但却未能有效遏制家庭债务不断膨胀的趋势。
在韩国（以及其他东亚社会），现代化从根本上是以发展主义或生产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现代化主要是一项政治和社会工程，即实现压缩时间的经济发展，从而尽快成为一个“先进国家”——韩语叫“先进国”（선진국）。这种有目的的压缩型国家发展方式需要采取各种政策、行动和态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生产。与此同时，系统性地牺牲社会再生产条件和资源也有关。
在韩国，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导致了许多问题。随着国家发展的压缩，许多重要的方面，如自给自足的经济部门、有社会收益的劳动过程、文化自主的家庭和社会、以及生态嵌入的生活方式，都面临衰落或消亡的风险。尽管韩国拥有先进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但在狭隘的发展政策下，许多被视为不重要的阶级、世代、社会、文化和智慧的剥夺和消亡正在阻碍着韩国的发展。
总的来说，韩国社会再生产中与产业和阶级结构调整相关的各种危机趋势，以及与人口结构转型相关的危机趋势，表明韩国的现代化是经济成就和社会剥离的综合体。财阀的经济积累要求对韩国的农业、无产阶级、人口、文化和生态基础进行突然和扩张性的剥离。
虽然韩国的超大型产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存在争议，但如果没有稳定的农业生活、有保障的工业工作、充足的人口替代、可预测的人生轨迹以及可靠的国家政治经济，那么这个国家将越来越难以生存或管理。在这种剥离下，韩国社会的“后压缩”现代性状况可能会导致人类生活的个人、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结构的激进流动性。
第8章：社会制度赤字和基础设施家庭主义
Chapter 8 Social Institutional Deficits and Infrastructural Familialism
本章深刻分析家庭规范、关系和资源的宏观结构意义，这是韩国压缩的现代性的关键社会基础条件。韩国人从根本上以家庭为依托，管理着自己的现代历史，并取得了各种令国际艳羡的成就。
现代性的压缩在结构上与家庭的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功能密不可分。因此，认真了解韩国家庭的社会文化特征、组织结构和资源禀赋，不仅对解释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不可或缺，而且对解释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宏观结构条件和变化也不可或缺，这一点在我早先的著作中已有全面阐述。
【译者按】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张庆燮的著作《压缩的现代性之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South Korea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Famili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ransition），这本书的中文版今年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司炳月、孙彤彤译），属于刘东主编的清华大学地区研究译著西方韩国研究丛书之一。
韩国社会的这一特征不仅源于传统的（比如说新儒家）、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传统，更源于韩国人应对各种现代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过程和方式。当殖民经济剥削和对基层民众的政治虐待肆虐时，当全面内战使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失去任何确定性时，当战后统治精英在管理公民生活方面不可靠且只是专制时，大多数韩国人认为并将自己的家庭视为唯一可靠的保护和生存来源。
尽管国家努力管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现代化，但韩国人对家庭规范、关系和资源的依赖却不减反增。国家及其相关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挖掘普通人的渴望，制定战略；普通人则努力以家庭为中心、全心全意投入家庭生活。韩国的家庭化特征不断增强，尽管这种模式在不断改进。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当后殖民国家开始现代化和发展时，诉诸官僚主义和宣传，拙劣地涂抹上了与当地格格不入的西方反思性概念和目标，这远远不能使公民对自上而下的事业产生有意义的信服感。
最关键的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自由主义国家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和基本的社会体制机制，无法系统地将公民纳入国家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导致社会治理长期不稳定。朝鲜战争刚结束时，在美国的外援和制度法律下，韩国勉强得以运转，而基层公民（大部分是有限的自耕农）基本上只能根据当地记忆和重塑的、以家庭关系和义务为中心的某些规范，自行重组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方面确实奇迹般地取得了全速发展。虽然朴正熙（Park Chung-Hee）统治以来的“专制官僚国家”为韩国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取得的举世公认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韩国在追求每项个国家目标时都严重依赖于基层公民的家庭规范、关系和资源。
这一点在韩国发展和现代化的几乎所有主要特征和状况中都显而易见——以稳定的农村移民劳动力供应为基础的早期工业化、使人力资本不断改善的高水平公共教育的普及，以及为缓冲长期存在缺陷的公共福利而持续提供家庭支持和关爱的共同伦理。
在韩国的历史经验中，家庭主义不仅是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私人特征或价值。韩国国家本身一直以家庭主义的方式组织和引导公民。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原则在处理民事和行政事务时，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个人之于家庭关系、目标和义务的私人价值观。
国家自身的家庭主义立场不仅反映了私人家庭价值观，而是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官僚路线，我将其称为基础设施家庭主义（infrastructural familialism）。接下来，我将论证，韩国政府在极其困难的财政和社会制度下，为了追求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发现并利用了公民的家庭规范、关系和资源所构建的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国家的这种“功利家庭主义”使个体公民意识到，他们对国家生活的发展和社会政治参与离不开家庭的忠诚和合作。基础设施家庭主义得到了从上到下的维护。
韩国的社会学家和相关学科一直受到美国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用这个理论来研究韩国家庭的社会关系、人口结构、规范和意识形态等要素。过去，韩国的社会学家发现功能主义理论对解释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结构和关系的转变非常有帮助。
现在我们有必要简要审视功能主义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观点，并指出它在理解韩国社会方面的理论和实证局限性。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家庭主义的观点是一种新的功能主义观点，它着重于不同历史和社会制度下家庭生活和社会变迁。
现代家庭变迁的功能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两个要素。首先，它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传统家庭结构和文化将会减弱，这被视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例如，古德（Goode）提出了他的功能主义观点，认为家庭结构的改变首先是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是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研究开始关注家庭形式和生命周期的形态学研究（morphological studies）。
功能主义的第二个要素是家庭被赋予的主观亲密领域（subjective intimate domain）。尽管在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更大社会舞台上，家庭的作用被较小化，但在情感支持和精神再生方面，家庭的持续普遍性或首要地位十分显著。
家庭被视为帕森斯（Parsons）社会体系中的关键“模式维持”（pattern maintenance）机制，它在保护私人领域、再生产和儿童社会化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从理论上讲，现代家庭被认为是一个充满感情和浪漫的实体，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敌对和疏离力量的保护。在接受这些理论后，社会学的一个新分支开始深入研究现代家庭的情感过程（emotional process）。
尽管家庭研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产生了丰富的知识，但经典社会学的目标却过于忽视将家庭视为长期宏观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决定因素和结果。这在像韩国这样的社会中尤为严重，因为韩国的现代历史基本上是依赖于家庭而创建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生活细节、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宏观结构变化都密切反映了当地家庭的社会文化特征、组织结构和资源禀赋。因此，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需要大量的创新，以便正确描述家庭生活的宏观结构和个人状况，以及它们对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反向社会影响。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传统的家庭社会学领域之外得到相关的理论和实证见解。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许多创新的历史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被用来研究草根家庭在世界各地区和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比如，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研究基层家庭在第三世界社会经济（欠）发达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经历，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些有洞察力的学者甚至能够探讨东亚资本主义的家族基础。对于欧洲和北美社会，许多社会历史研究也揭示了基层家庭在适应甚至塑造工业革命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努力。在相关研究中，阶级冲突通过分析西方社会无产阶级家庭和第三世界社会农民家庭所经历的虐待和斗争来探究。
即使对韩国最近的历史和社会状况进行简单的研究，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充分的证据，将家庭和现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应用于各种结构或进行比较研究。
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全面工业化以来，家庭和其他具有类似社会特征的群体（农民工、商贩、早期工业企业家等）都在参与资本主义工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主义为经济成功提供了最初的资源。即使在主流工业经济中，财阀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所有权和管理结构也是韩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在其他非经济领域，家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的。
虽然现代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的发明，但在韩国/朝鲜的前现代社会中，家庭同样是社会秩序、政治和经济的核心。新儒家意识形态将家庭定位为社会控制、政治统治和经济生产的核心，这在朝鲜社会中得到了正式的体现。一系列规范、习俗和法律规定了家庭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细节。甚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被描述为一种“伪家庭”的纽带，将对国家的忠诚解释为对父母孝顺的延伸表达。
尽管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殖民和韩国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儒学逐渐失去了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但儒家家庭关系、规范和仪式已经在公民中普遍化。韩国普通民众开始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平等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但同时，韩国政府也采取了广泛依赖家庭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制度，以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目标。
这一政策使大多数韩国人能够参与到国家发展的关键目标中，尽管前提是家庭自愿提供人力和财政资源。同时，韩国草根家庭的社会文化特征，尤其是新传统儒家规范和关系成为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始展现出意想不到的社会意义。
大多数后殖民社会的现代经济发展被视为工业化的兴起，制造业成为经济的核心，取代了农业。然而，不能对韩国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转型进行简单的解释，这不够准确。
家庭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持甚至更新了社会经济制度。例如，韩国通过国家恢复家庭农业（土地改革）、农村家庭提供可靠的工业劳动力以及农村家庭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等方式实现了经济稳定和工业化。
此外，韩国的农民家庭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农业展现出世界最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家庭工作组织的社会活力和组织效率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恢复了家庭农业，这在受到殖民统治和战争破坏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此后，全国大部分已经负担过重且快速增长的人口不得不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吸收到基于相互支持的家庭道德关系的农村家庭农业企业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家庭农民的社会经济承载能力，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下文所述，这也是有效（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重要先决条件。
按照传统社会学的理解，工业化被视为实现现代工业生态体系并确保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的过程。然而，在韩国的历史现实中，经济发展最具决定性的阶段是最初的社会经济转型期，在此期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转移。
刘易斯（W. Arthur Lewis）将它系统地解释为“（来自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刘易斯式的工业化在韩国启动，农村家庭承担起另一种历史功能——承担工业化的各种社会转型成本。
如果不考虑单个农民家庭承担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成本，就无法对工业资本的快速积累做出有效的解释。刘易斯将工业发展建立在长期大量供应廉价优质劳动力的基础上，这种思想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成本，这些成本应由农民家庭以家庭援助和支持的形式来承担。
这些成本包括最初父母为将子女培养成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也包括搬家费、住房租金、学费和/或职业培训费用、食品供应等。这些费用由农村家庭承担，使得所谓的“人口红利”不需要国家的直接社会贡献，就能被产业资本轻松获取。
事实上，如果“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成果不能公正地分配给作为直接人口贡献者的农民工家庭，那么“人口红利”中的“红利”概念就不存在了。韩国政府曾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初工业化空前迅速发展、农业相对衰退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资本从农村向城市净流出的现象。
家庭生产和劳动力支持的经济意义并不仅限于农民。城市贫困街区的大量人口已被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吸纳，其中，家庭自营职业相当普遍。长期以来，韩国城市经济的特点是自营职业者比例极高，这既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
截至2017年，韩国自雇人员在所有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5.4%，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五，而美国为6.3%，加拿大为8.3%，瑞典为9.8%，德国为10.2%，日本为10.4%，法国为11.6%，英国为15.4%，意大利为23.2%（经合组织2019年数据）。
韩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而突然的产业结构调整，向重型资本密集型部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等领域推进。每一次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被淘汰的工人进入各种自雇行业。
90年代末,金融引发的国家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重新洗牌的过程。在大多数行业中，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裁员和减薪，即使有组织的工会也不得不让步。尽管经济出现了强烈的复苏，但受损的产业就业体系并没有真正恢复，而是转向了跨国化，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越南等周边人口大国。
目前，中国和越南的韩国制造业雇佣的本地工人总数已经超过了韩国国内所有产业工人的总数。韩国在全球高端产业的耀眼表现背后，家庭的团结和牺牲已经成为公民经济生存的关键组织基础。
家庭的另一个非常独特的经济功能体现在财阀下属大型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结构中。这些企业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核心社会特征之一，就是普遍依赖亲属和婚姻网络来维持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控制结构。
以家族为基础的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控制机制在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并非不存在，但在韩国，这种机制独一无二，并进而导致了相关企业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经济行为。在大多数财阀下属企业中，最高层管理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最大的股东，都属于同一个亲属集团，通常被称为“总数家族”。
也就是说，财阀下属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由“总数家族”成员和/或其姻亲主导，商业利益止于“总数家族”的嫡系。当一个老家族因家族纠纷或在代际继承过程中解体时，就会成立新的财阀单位。还有许多其他例子表明，财阀的某些“家庭事务”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事务，而且由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变成了国家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并不常见。无论是发展型国家还是监管型国家，都没有正式批准财阀这种家族化的商业结构和做法，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某些方向上对财阀的战略性利用却一直产生着隐性的认可效应。此外，当与财阀有关联的企业发生重大劳资纠纷时，工人的反抗往往会被动员起来，目标直指财阀本人或其家庭成员，而纯粹的雇员执行者角色则不那么受重视。这就形成了一种财阀家族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显然不同于拉尔夫·达伦多夫（Ralph Dahrendorf）的西方劳资社会政治妥协经验。
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明显问题是长期采用的“先增长、后分配”战略导致社会福利体系资金短缺且组织混乱。尽管偶尔会重新斟酌这一战略，比如，本世纪10年代初，卢泰愚（Roh Tae-woo）政府提出“民主福利国家”口号，但政治上的发展主义思想很快又占据上风。
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家庭仍然是唯一普遍的公民福利机构，自给自足是缓解贫困、疾病、残障和其他福利需求的主要方式。在文化上，家庭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保护被视为每个家庭的责任，而非国家的政治责任，这种观念受到顽固的意识形态阻碍。
尽管受到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减少，但许多韩国人仍相信，强大的家庭团结传统可以避免许多家庭内部问题，保护个人的牺牲。在这种保守的观念下，社会问题往往被视为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不是需要政府或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在实际的行政做法中，发展型国家一直在根据相互支持和保护的私人责任重新定义社会政策，重新定义社会公民身份。最重要的是，公开宣扬“先保护家庭，后社会福利”的政策原则至今基本上保持不变。
根据这一原则，家庭被视为满足社会福利需求的主要机构。韩国的发展型国家与西方早期现代自由主义国家不谋而合，将工业资本主义所伴随的各种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人和家庭的私人责任，并试图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管理，以培养适合产业工作和职业发展的素质和态度。通过这种方式，韩国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发展主义对文化保守和具有社会经济动机的公民具有吸引力。
具体来说，韩国出现了与西方传统家庭政策不同的“家庭福利”模式。家庭福利被视为正在形成的韩国式福利国家的核心要素。
一位负责政府福利事务的官员曾经指出：“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良好的家庭福利将带来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实现福利国家”。韩国对家庭福利的理解存在三种方式：家庭是社会福利的目标、机制或提供者。第一种意义上的家庭福利与西欧的概念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最后一种意义上的家庭福利无非重申了保守的、反福利的技术官僚意识形态。相比之下，第二种意义上的家庭福利可能意味着追求社会政策的独特策略，例如把照护老人作为韩国文化中内嵌的社会政策。
虽然官方政策声明中的家庭福利实质上是指通过家庭关系的社会制度框架来支持有需要的人，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承诺仍然不足。现实情况促使家庭自力更生。这些治理做法明确地表明，家庭对于维持发展型框架下的被动福利政策是不可或缺性的，发展型自由主义成为发展型国家的社会政策范式。
如果韩国公民认同领导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从而成为发展型公民，那么国家对社会政策的承诺将降至最低，并且个人将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韩国人在私人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秉持儒家价值观和规范，尤其是关于家庭的价值观。孝顺年迈父母和有责任养育子女一直被普遍视为“韩国美德”。然而，家庭成员的权利在主流产业经济中被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剥夺，依赖家庭进行照护和赡养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相应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探索替代性的个人生活选择，这些选择基于她们对加入劳动力市场、婚姻和生育问题的思考。难以实现家庭自给自足，这并不是因为规范上的拒绝，而是因为实际上的困难，这往往会促使韩国年轻人负责任地避免“毫无准备”的婚姻和生育。
韩国在形式上宣称拥护这些价值观，但要实现这些宣言，建立公共和社会制度，就需要大量吸收西方知识，建立各级公共教育系统。随着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变得必不可少，而这些知识主要来自西方社会。
制度的现代化和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西方知识的利用，这推动韩国成为一个高度教育化的社会体系。韩国在这些目标上取得了广泛而持续的成功，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资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对于个人来说，他们在公共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回报并不相同，几乎所有韩国人都参与了由家庭驱动的教育证书的追求行为。家长和学生子女都将公共教育视为家庭的责任，他们感受到了异常强烈的道德和实际义务。
由此，韩国成为了在教育领域拥有许多世界顶尖记录的国家。韩国人口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完成度（大学及以上学位）。韩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入学人数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但韩国总人口仅占中国和印度总人口的不到4%。
即使不考虑私教和补习机构的费用，家长在公共教育上的平均支出金额和比例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韩国的学院和大学曾经向世界各地收取第二昂贵的学费（仅次于美国），直到许多新自由主义化的欧洲大学开始收取高额学费。
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率最高，主要原因是他们耗尽了用于子女大学教育的家庭储蓄。作为对父母支出的回报，韩国青少年的学习时间是世界最长，尤其是为了高考。在许多最权威的国际比赛中，韩国中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表现不亚于来自少数东亚和北欧国家的学生。
教育决定的职业准入、工资收入、社会声望甚至婚姻前景具有显著的分层特征，因此学习压力和家庭压力成为了主要的亲子冲突原因。韩国青少年的自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他们在教育竞争中感到绝望，通常与父母的压力和期望有关。
总的来说，韩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独特教育成就（以及相关的问题）远非政府直接造成。大部分公共教育费用由公民（热心奉献的家长）直接承担，而各级公共教育的绝大多数学校都是“私立”机构，按照相同的规则、课程和运作方式运营，同时还获得财政补贴。
其实，很多私立学校都尝试着将自己管理成盈利企业，这在私立和公立教育的各个层面上都是很受欢迎的。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小学公立教育中，有大量合格的教师，他们通过参加正规的专业教育学院/大学系统的外部学习得以获得资格，同时也有很多渴望学习的聪明学生，他们受到父母的资助。
在韩国教育迈向巅峰的这个特殊时期，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和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也意识到长期面临的财政和社会制度限制。
政府有效地利用了普通公民对于获得最佳教育机会的渴望，将公共教育视为社会文化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监管作用对公平分配教育机会至关重要。入学考试和学期考试的透明管理被视为教育政策的关键问题。尽管有各种专业和创新的公共教育建议和实验，但出于政治考虑，尤其考虑到保持教育的公平，许多提议被拒绝或中断。政府通常意识到，封闭式学校的特殊招生规则可能会引起普通家长和孩子的反感，因为这可能会为精英阶层带来特权。
尽管存在争议，但政府的谨慎政策被视为进步的政策，得到了普通公民和自称进步的政治家的支持。政府对公共教育的监管方式类似于对物质基础设施的监管，都是通过机械程序和严格规则来确保公平机会。这被视为维持基层公民家庭对教育承诺的重要条件，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世界各地的非正统社会学家已经揭示、理论化和/或规定了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类型的国家干预主义。韩国被国际上许多顶尖学者称为典型的发展型国家。此外，国内许多学者也对韩国作为福利国家候选者或尚未完善的福利国家、东亚型（发展型）福利国家的特征和资格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近，韩国政府和一些务实的公民活动家大力推动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这更像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版本的教育，而不是欧洲重塑的社会民主主义版本。
在韩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家庭积极主义（familial proactivism），与该国显著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转型相对应。我对韩国工业、社会和教育进步的研究表明，韩国的家庭一直在发挥着发展型家庭、福利和社会保障的作用。
家庭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任务都起着关键作用，国家也期望家庭能够组织、补充、替代甚至资助这些任务。国家对待家庭积极性的方式并不依赖于特定的文化或宗教认同，而是考虑到韩国家庭中存在多种共存的家庭意识形态，保持灵活和包容。尽管国家的家庭主义立场并不是简单地基于某种私人家庭意识形态，但它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技术官僚路线，可以概念化为基础设施家庭主义。这有助于解释韩国很多所谓“独属于韩国文化的”社会状况。
21世纪初，韩国的特征似乎是公民家庭积极性的急剧下降，这导致国家难以依赖家庭规范、关系和资源来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
总的来说，韩国民众现在面临着两套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是由韩国社会人口成熟带来的所谓“新社会风险”，二是自“IMF危机”以来就业和民生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困境。这两套问题综合在一起，使得韩国成为一个结构性分化的社会，绝大多数公民被剥夺了主流经济的权利，同时面临着就业、收入、住房、健康等方面不断恶化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数量和比例迅速增加的基层家庭无法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足够的社会基础设施服务。
一方面，他们被剥夺了履行这些职责的财政和其他物质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在组织和规范上被削弱（或重组），从而放弃了许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经济职能。特别是对于现在必须考虑结婚和生育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建立发展、福利和/或社会投资家庭的前景或意愿比他们的父母辈要弱得多。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希望国家能够有效地成为发展型国家、严格的福利国家和强大的社会投资国家。如果社会基础设施家庭得不到切实维护和充分再生产，后现代或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教育事务中的公共部分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繁重和困难。
第9章：压缩现代性的人口结构
Chapter 9 The Demographic Configuration of Compressed Modernity
韩国的发展始于刘易斯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一道路主要在农村地区实施。尽管受到日本殖民侵略和朝鲜战争的影响，农民生活遭受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破坏，但并没有使韩国农民脱离数千年的农业传统。
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试图通过实施彻底的土地改革来稳定战后韩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恢复家庭农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尽管最初保守的韩国盟友不情愿这么做，但土地改革还是成为基本计划之一，得以实施。这项改革旨在通过普遍的社会公民身份实现平等的农民生活，重新赋予韩国以农业为主的人口权利。与朝鲜战争相比，这使得韩国的土地改革产生了加速效应。
家庭农业的组织和经济稳健性使朝鲜半岛上的几个王朝国家得以持续数百年，这一点再次得到了明确的证明。尽管在李承晚（Syngman Rhee）独裁统治期间存在政治腐败和经济治理上的松懈，但农民家庭通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使韩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逐渐稳定下来。
随着物质和社会生活条件的稳定，战后韩国人的生育欲望进一步增强，导致生育率持续上升，并1960年达到了最高记录的6.33。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公共卫生计划和个人健康状况的迅速改善，韩国的婴儿潮使全国人口迅速增长，超过了农业经济的社会承载能力。进入20世纪60年代，贫困成为韩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而朝鲜则开始成为社会主义后殖民发展的典范。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李承晚政权垮台后接管了国家领导权，并开始打造独裁发展型治理的政治路线。朴正熙政府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国家资产阶级，通过将国民经济组织为准企业实体，并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设想并追求快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韩国的劳动力质量很高，这要归功于有效制度化的全民公共教育体系。廉价、丰富、优质的产业劳动力供应由日益“人口过剩”的农村地区提供，因此大量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迁移。在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引导下，韩国几乎立刻就被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分工，在这种分工下，韩国的人口转化为不断升级的产业劳动力。因此，从1963年的63.0%到2019年的5.0%，农业就业比例持续下降。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推动下，韩国经历了二十年的国家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将自身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工业社会。这一转变伴随着诸如低生育率、核心家庭和晚婚等典型的工业现代性的人口特征。韩国的转型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堪称真正的历史变革。
工业化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区域和国家大都市以及全国战略性工业城市的爆炸性增长。韩国人几乎瞬间涌入这些城市空间，成为了受薪工人、专业人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学生和实习生，成为城市居民和移民的配偶。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70%，而在三十年前，该国的农村化程度还有七成。
这一工业化、城市化和无产化的进程导致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基本要素的根本转变。居住在城市的韩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与孩子的代际关系越来越背负着向下的照顾和教育义务，甚至他们对代际阶级流动的渴望也表现为一种节俭的父权方式。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育率勉强达标，性别比例出现偏差。尽管平均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但婚姻仍然普遍，而社会和家庭对离婚的厌恶使离婚率保持在最低水平。
这些人口特征似乎进入了某种“稳定”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经济还在增长。然而，突如其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韩国经济内在的技术/部门重组很快开始对迄今为止几乎充分就业的劳动力造成不利压力。
1997年至1998年的国家金融危机，无论韩国境内外的罪魁祸首是谁，银行都陷入了困境，只有全面解雇员工才能逃脱。在解雇了数百万工人之后，快速复苏的韩国经济几乎在所有部门都公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工业制度和劳工实践。“非正式”就业几乎成为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常态，从结构上长期破坏了新进入者（主要是年轻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稳定性。
韩国的男性中心或父权本质体现在经济中，这种半无产化或无产化的趋势具有讽刺意味，它导致社会经济状况下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程度反而下降了。由于年轻人缺乏稳定的工资收入，加上城市住房价格过度膨胀，几个大城市周围简陋的郊区“睡城”（bed towns）不断扩张。
由于失去了当前和/或未来的稳定工作状态，韩国草根阶层深刻地改变了结婚、离婚、生育等人口行为。大多数年轻人不断推迟或回避结婚。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离婚率都已达到爆炸性水平，似乎可以与美国和英国相媲美。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净离婚率达到千分之2.5的峰值，随后几年的离婚率同样很高。主要由于此类与婚姻有关的困难，国家（总）生育率跌至“最低”水平。总生育率不断刷新最低水平，例如2017年为1.05，2018年为0.98，2019年为0.92，2020年为0.84。国内和国际预测一再提醒韩国人，国民人口可能在本世纪内减少一半（下图）。
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与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韩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社会之一。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3.3变化为1980年的3.9、1990年的5.0、2000年的7.3、2010年的11.3、2019年的15.5；出生时预期寿命从1970年的61.93岁变为1980年的65.69岁、1990年的71.28岁、2000年的76.02岁、2010年的80.79岁和2017年的82.7岁。
韩国“压缩型人口老龄化”有一个有趣特征，目前的老年人口中有近一半是农村老人，他们将孩子送到城市后仍留在乡镇和村庄。因此，大多数村庄已成为以老龄化为主的社会。无论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地区，大多数韩国老年人都没有通过令人满意的公共和个人手段为延长预期寿命做好物质准备。
几乎普遍存在的贫困和高发病率损害了韩国老年人延长寿命的预期福祉，他们的寿命常常因自杀而随意终止。更令人震惊的是“被看护者杀害”。韩国媒体不断通过提及“发达国家中老年人贫困率最高”、“世界上老年人自杀率最高”来炒作这种不幸的情况。
经过半个世纪的、剧烈的社会人口变化，韩国已经从一个以高生育率、普遍婚姻、罕见离婚等闻名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最低”生育率、普遍单身、普遍离婚等社会。在这个复杂的发展背景下，压缩型社会人口变化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其中包括（1）代际分裂的城市移民导致人口失衡；（2）生育率下降和性别不对称；（3）持续规范家庭主义下的人口个体化；（4）个人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之间的不断调整，以及（5）社会经济离散的两阶段人口老龄化。
韩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年龄选择的过程，其中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和年轻人最终都在各种类型的城市工作、学习和/或生活。剩下的中老年农民则留在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老龄化”。他们因此形成并维持了一种“社会生态博物馆般”的传统农民生活环境，其中微薄的生计和陈旧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怜悯和文化的浪漫主题。
这种农村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性和排他性国家政策的结果。尽管通过标准化家庭农业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耕者有田”宪法原则并未受到影响，但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驱动已经影响了农村地区各种经济和社会的退化——包括间接退出，即农村人口通过进城/定居的子女和兄弟姐妹将大部分物质、人力和精神资源转移到城市地区，以一种社会政治上温顺的方式过着自己的农村生活。
在社会人口结构方面，韩国的村庄已经与西方退休城镇等同化，这意味着，它成为一个没有进一步社会再生产的年龄/代际结构。但由于长期缺乏新进入者，韩国村庄的未来可能与西方退休城镇有所不同，后者可以吸引来自其他地区的迁移者。
更具体地说，韩国农村人口的家庭生命周期表明，家庭在形成和扩张阶段加速流散。由于找不到接受父权农民生活的配偶，许多大龄单身汉不得不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畸形家庭结构中，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找了来自亚洲贫穷国家的外国新娘作为方便的人力资源来维护农村社会。近年来，韩国十分之一的婚姻是国际婚姻。在很多村庄，多达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婚姻与外国新娘有关，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国际化、多元文化重建的社会环境。
B．（性别选择的）双父权资本主义工业化下的生育率下降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工业化的显着社会特征之一，是本土和移民城市女性的“家庭妇女化”，该现象几乎与她们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同时发生，成为城市和产业的受薪阶层。大多数乡村出身的“工厂女”选择在“适婚年龄”结婚，婚前或婚后离开工厂，中年时经常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弥补丈夫微薄的和/或不稳定的收入，但仍然无法满足孩子的教育费用、年迈父母的生活费等。女性在年龄上的“M型”经济参与由政治经济强化的文化规范引发，女性的幸福在于从属地履行父权制规定的生育和持家职责。
从社会制度的本质来看，韩国的资本主义产业经济曾经与私人家庭之间存在一种父权联盟，在这种联盟下，前者的男性统治曾经受到后者性别隔离的人口和社会行为的系统性支撑。韩国的“重男轻女”表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子女教育投入不对称、家族金融和社会资本继承偏颇等方面。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所谓“第一次生育转变”基本上以“性别选择”的方式发生。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生育率的短暂稳定并没有消除而是加剧了这种有争议的、策略性的非法生育行为。
1986年，出生性别比达到111.7。除1987年外，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110以上，直到1996年。1990年、1993年和1994年甚至超过115。韩国人似乎对国民经济和家庭结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未来充满信心。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种乐观情绪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1997年至1998年的国家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新自由主义重组，要求大多数韩国人在没有任何公共或私人保障的情况下突然迎来“后发展”甚至“后工业”时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深度全球化的财阀惊人地复苏和增长，导致当前和未来劳动者广泛的经济权利被剥夺，直接损害了男性的经济特权。这种前所未有的、陌生的经济困境强加在当代人身上。韩国人立即引发了“第二次生育转变”，韩国的生育率变得“最低”。
另一项研究表明，最新的生育率下降对韩国人性别偏见的人口行为产生了纠正作用。出生时的平均性别比在最近恢复到了“自然”水平。由于儿子的父权发展前景在国家无就业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从根本上崩溃，韩国人迅速转向生女儿的“浪漫”价值。尽管父权制的人口文化明显消退，但以孩子为筹码去做战略性生育的倾向并未减弱。家庭主义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而不是消失。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年轻一代无限期推迟或放弃结婚、不生育或尽量减少结婚子女、毫不犹豫地选择分居或离婚的趋势迅速加强。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与其极高的离婚率和迅速上升的初婚年龄有着系统性的联系。这些趋势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社会再生产的家庭关系的形成和维持感到极大的负担，甚至对社会再生产本身的实用性产生怀疑。
然而，这些趋势并不一定证明年轻人放弃了家庭主义或社会文化转向个人主义生活。相反，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因为即使在年轻人中，家庭主义仍然很强烈。
【译者按】关于张庆燮提出的“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可以参考他的文章《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东亚的压缩的现代性和让人困惑的家庭危机》（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Obfuscated Family Crisis in East Asia，2014）。
然而，自“IMF危机”以来，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对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这让大多数青年男女从风险规避的角度对婚姻和生育变得极为谨慎。人际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充当社会风险而非社会资源的媒介，确保伴侣（配偶）和继承人（子女）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动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严重的削弱。
虽然家庭主义阻止了（实质上没有准备好的）婚姻和生育，但这种规范性的困境并没有因为任何重大的补偿性观念而得到缓解。显然，传统的家庭（主义）生育时代已经严重消退，但个人（主义）生育的新时代尚未清晰可见（不像西欧一些地方的女性为了个人主义和自主性决定生育）。这种危机带来总体后果——结婚减少、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也必然对宏观社会经济体系的维护造成严重的不稳定影响。矛盾的是，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的生育政策不慎强调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前景，这加剧了韩国年轻人对家庭风险的担忧。
年轻人的物质条件严重恶化，在经济参与方面面临长期的结构性困难，这不仅阻碍了他们自己的婚姻和生育，而且通过无限期地延长他们对父母的依赖，给各代人造成社会和经济困境。越来越多按照传统年龄标准已经“成年”的子女，在住房、生计和教育方面继续依赖中年父母，从而扩大了他们在父母核心家庭中的依赖地位。他们无法通过婚姻和生育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此外，即使这些年轻人结婚了，他们在住房、儿童保育和生计方面也常常依赖中年或老年父母。这种趋势长期存在，从而扭转了传统核心家庭赡养关系的共同方向，成为一种迅速增加的反向主干家庭。
这些趋势证明，家庭生命周期与个人生命历程之间的系统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父母对孩子的个人生命历程（物质独立、婚姻、生育的时间和/或性质）行使强大的权威，以顺利完成父母自己的家庭生命周期，但今天，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且经常无限期上学的子女行使这种权力就极其困难。
因此，许多父母最终将孩子的新生命历程反馈到自己的家庭生命周期中，产生了新的家庭形式，例如“大核心家庭”和“反向主干家庭”。然而，尽管这种以（成人）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形式在物质上有所增加，但结婚后子女在生活中与父母分离的社会规范却一直在加强。对于孩子和父母来说，年老父母生计依赖同居成年子女的家庭规范已经不再有效。
事实上，家庭规范和家庭形式之间的这种差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儿童在城市新的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基础上开始生活在独立的核心家庭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相当牢固的旧根基。与留在村里的父母建立了家庭式的规范关系。他们维持着所谓的“实际上的核心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结婚不仅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在结婚时间、择偶等方面也必须密切反映父母的偏好或意见。已婚子女的生育在文化上也是强制性的，并且往往反映了父母的性别和数量偏好。鉴于父母可预见的尴尬或愤怒，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韩国，这种历史性的变革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它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体现了压缩的现代性。这种转变反映了私人采取临时措施，以平息发展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和激进新自由主义重组的累积破坏性影响所造成的家庭不幸。这不是社会文化演变或系统性适应的结果。
这意味着，在新时代，大核心家庭和反向主干家庭的蔓延阻碍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体系的代际传承，甚至导致了代际传承的无限期推迟或停止。因此，在一项国际社会研究中，韩国中老年妇女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福”的群体，因为她们集体失去了传统的权利，不再能享受悠闲的好生活，她们不再能及时将自己的角色转移到下一代。
一对患病的老夫妇心疼儿子一家不离不弃认真照顾他们，于是一起自杀了（《京乡新闻》，2011年5月9日）。这样的社会悲剧并不罕见。另一方面，可悲的是，一些老年人不得不诉诸法律，从不孝顺的孩子那里获得生活津贴，这些孩子忘记了父母早先对他们的抚养。
尽管有些老年人享受到了积极阳光的晚年生活，但在压缩型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大多数韩国老年人都很贫困。根据经合组织2009年至2011年的数据，66岁至75岁韩国人的相对贫困率为45.6%，而所有经合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11.3%。
韩国同年龄段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而所有经合成员国的可支配收入为90%。此外，考虑到老年人口“同代人内部经济状况”的极端不平等，上述数字严重低估了大多数老年人贫困的实际状况。根据2013年的估计，50岁或以上最富有的10%人拥有49%的净财富。同时，65岁及以上人群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年轻人口。前者由2006年的0.393变为2010年的0.419，后者从2006年的0.288变为2010年的0.284。这种经济困难和不平等反过来又导致韩国老年人的自杀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人口快速老龄化并不是21世纪独有的新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韩国在20世纪就已经经历了预期寿命的持续快速上升。例如，根据日本殖民政府人口数据构建的历史寿命表，1927年的平均寿命为33.7岁，1933年为37.4岁，1942年为45.0岁，1957年为52.4岁，1971年为66.2岁，1981年为71.7岁，1991年为75.5岁。
根据韩国政府的官方数据，196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52.4岁，1970年为63.2岁，1980年为65.8岁，1990年为71.6岁，2000年为75.9岁，2010年为80.8岁。仅在工业化初期（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增加了近20岁。
然而，当时快速增长的（相对）老年人口能够安享晚年，成为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体，或继续担当传统农民的长期社会基础。然而，由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转型，他们经历了高生产力的早期老龄化，但他们的衰老状况很少得到承认。
然而，同一群老年人中的大多数此后经历了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阶段，即第二次人口老龄化，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和贫困，生产力并没有太高。他们的老年贫困是由于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未能为晚年做好充足的物质准备造成的。这种失败反过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他们将大部分微薄收入（常常受到发展主义国家的胁迫，通过行政手段压制产业工资和农业采购收入水平）用于家庭投资（首先包括儿童教育）。
在此背景下，许多老人靠着“送孩子上大学”的努力，忍受着贫困的生活。这里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国家从发展型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在“先增长，后分配”的空口号下，无限期地推迟了为老年人提供系统性的公共准备。
许多长辈的生活需要融入子女的生计，因此他们与子女的关系中充满了困惑、冲突和痛苦。更糟糕的是，自“IMF危机”以来，长辈子女的经济状况极不稳定，而子女的子女，即孙辈，目前普遍存在结构性就业困难，他们对子女的稳定物质依赖只能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经验。
最关键的是，在城市地区，由于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强劲趋势，他们的晚年无法融入主流生产体系，缺乏有保障的固定收入，不仅阻碍了个人稳定的生活，也阻碍了作为“消费者”的体面社会参与。
现在，大多数城市老年人面临着所谓的“空洞老龄化”甚至“赤裸老龄化”的社会经济进程。韩国近一半老年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对比。人口老龄化往往决定了年轻人口持续减少下当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矛盾的是，由于生命的延长，他们传统的农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寿命也被延长了。
鉴于人类寿命的延长在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中普遍存在，而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抢占了老年人参与主流或创新社会经济的可能性，冻结老龄化（frozen aging，在几乎冻结的工作条件下变老和生命）似乎成为一种迅速普遍化的现象。然而，鉴于下一代农民接班人的稀缺，农村工作和生活注定会消失在记忆中。
9.3 韩国国民的民族人口重构（ethnodemographic reconfiguration）
韩国的全国人口危机促使该国朝着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重塑——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多元文化或国际化重建。自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下层阶级和通常不那么年轻的单身汉与来自亚洲各个较贫穷国家的外国新娘结婚。
一开始是中国的朝鲜族和汉族女性。从2005年左右开始，许多地方政府和农村社会开始吸引东南亚女性，尤其是越南女性。她们迅速成为的农村单身汉的新娘，这些单身汉几乎吸引不到韩国女性。让农村光棍结婚的半公开运动迅速在全国蔓延，因此韩国村庄突然成为最前沿的跨国化或世界化阵地。一个巨大的悖论在于，韩国的发展停滞却导致了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的世界化。
来自亚洲各地的外国新娘大量涌入，这需要韩国进行根本性的社会文化调整，不仅是为了她们的韩国配偶和家庭，也是为了整个韩国社会。在民间活动人士的敦促下，韩国政府决定通过官方的“多元文化家庭支持政策”来正式承认并支持这种跨国婚姻。
外国新娘被授予一种跨国生育公民身份，她们除了从事农活和其他赚钱活动外，还要履行各种家庭义务，比如持家、生育和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等。如果婚姻失败，她们留在韩国的权利取决于生育的结果和养育（作为母亲）的必要性。韩国政府和外国新娘之间存在一场隐秘的拉锯战，因为许多外国新娘被怀疑是伪装的经济移民，而不是积极的生育公民。
最重要的是，她们期望的生育数量与韩国本土女性的生育期望近似。2009年的全国调查涵盖了近一半的婚姻移民，调查显示，尽管东北亚和东南亚女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受访的外国新娘表示，她们想要的孩子数量与韩国本地女性想要的孩子数量几乎没有区别——朝鲜族为1.1、汉族和其他中国人为1.2、越南人为1.7、菲律宾人为1.9、蒙古人为1.4、泰国人为1.7、柬埔寨人为1.8。
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文化家庭支持政策”旨在通过文化上的方式解决外国新娘和她们的韩国家庭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解决农业经济不稳定等结构性问题，或者处理农民社会的文化排斥。
在私人层面，更加令人困扰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常常会导致外国新娘与她们的韩国配偶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无法有效、和谐地进行日常交流。这种交流困难常常被韩国父系家庭单向独裁倾向的加剧，他们希望通过引入尚未融入（或尚未现代化）的外来文化来恢复所谓的传统社会再生产规范和实践。
然而，尽管婚姻跨国化是一种偶然而又充满矛盾的现象，但它已经成为韩国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积极的经济全球化对韩国的社会人口条件和影响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最根本的是，它重新定义了韩国民族的全球性认识，外国新娘及其混血子女的快速增长就是其中的明证。婚姻跨国化证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在韩国积极参与的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人口再生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韩国在人口和发展方面经历了极其迅速和根本的转变。移民/城市化率、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以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速度不断变化，这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工业化、无产阶级化（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的职业转变）等特征。这种双重转型并非巧合，因为韩国的发展经历直接涉及关键的人口状况、过程和后果。
韩国的发展虽然以国企网络为主导，但在范围和程度上都依赖于人力资源。韩国最近的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即后发展转型）既要求也导致了人力资源、家庭关系和生育行为的彻底重新调整，从而使早期的人口趋势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速（例如人口老龄化），而其他方面（如出生性别失衡、离婚、自杀等）突然被释放。
人口变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经济管理和国家治理的理所当然的认识，所谓的“低生育和老龄化社会”议程促使韩国积极探索扭转或缓解人口赤字和不平衡的战略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增强韩国女性的生育公民权（为本国女性提供生育福利并减轻育儿负担），但在促进乡村和城市边缘跨国婚姻的临时政策下，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人口变化正在逐渐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