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美国作家肯·凯西（Ken Kesey）举办的酸测试（acid tests）聚会使用的荧光涂漆。20世纪60年代中期，凯西等人在旧金山湾区举办了一系列聚会，使用并宣传LSD迷幻药物。直到1966年10月6日，LSD在加州才被定为非法。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藏
加州意识形态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作者：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威斯敏斯特大学设计与媒体学院，超媒体研究中心）；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威斯敏斯特大学设计与媒体学院，超媒体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引用：Richard Barbrook & Andy Cameron (1996)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6:1, 44-72. 节选
20世纪末，长期预言的局面终于到来——媒体、计算和电信融合成超媒体（hypermedia）。资本主义不断使劳动创造力多样化，同时加强创造力。这将再次深刻地改变我们工作、娱乐和生活的方式。围绕通用协议集成不同技术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将超越各个部分的简单叠加。
当以任何形式生产和接收无限量信息的能力与全球电话网络的覆盖范围相结合时，现有的工作和休闲形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新的行业将应运而生，当前股市的宠儿将被淘汰。在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时刻，任何能够简单解释正在发生什么的人都会受到极大的关注。在这个关键时刻，来自美国西海岸的作家、黑客、资本家和艺术家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成功地为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定义了一种异质的正统观念——加州意识形态。
一种新思潮从旧金山波西米亚文化和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奇特融合中诞生。这种思潮通过杂志、书籍、电视节目、网站、新闻组和网络会议广为传播。加州意识形态放荡不羁地将嬉皮士的自由奔放精神与雅痞的创业热情结合起来。这种融合通过对新信息技术解放潜力的强烈信仰来实现。在数字乌托邦里，每个人都将既时尚又富有。毫不奇怪，这种乐观的未来愿景在美国各地受到了电脑迷、松散的学生群体、创新型资本家、社会活动家、时髦的学者、未来主义官僚和机会主义政客的热烈拥护。
和以往一样，欧洲人毫不迟疑地复制来自美国的最新潮流。欧盟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建议，放松电信媒体公司的管制并私有化——作为鼓励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最佳方式，但前卫艺术家和学者们正热切模仿西海岸的超人类信仰的“后人类”哲学家。由于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加州意识形态的胜利似乎势不可挡。
西海岸思想家们广泛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他们具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热切地倡导一种看起来无可挑剔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形式——他们希望信息技术能被用来创造一个新的“杰斐逊式民主”，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空间自由表达自己。
然而，在拥护这个看似令人钦佩的理想时，这些科技鼓吹者同时也在复制着美国社会一些最原始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源于蓄奴制这一痛苦遗产的特征。加州乌托邦式的愿景对西海岸其他生活特征故意视而不见，比如歧视、贫困和环境恶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湾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还热切地关注着这些问题。
1969年5月15日，时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命令武装警察对占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人民公园的嬉皮士示威者进行黎明突袭。在随后的冲突中，一人被枪杀，另有128人需要住院治疗。那天，“墨守陈规”的世界和反主流文化运动似乎势不两立。在一边，里根州长和他的追随者主张无限制的私有化，并支持入侵越南。在另一边，嬉皮士们倡导国内的社会革命，并反对对外扩张。
在人民公园被突袭的那一年，这两个对美国未来截然相反的愿景之间历史性的抉择，似乎只能通过暴力冲突来解决。当年嬉皮士领袖之一的杰里·鲁宾（Jerry Rubin）说：“我们对冒险和英雄主义的追求将我们带离美国，走向自我创造和叛逆的生活。作为回应，美国已经准备好摧毁我们……”
在60年代，来自湾区的激进分子开创了全球范围内新左翼运动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风格。他们打破了战后狭隘的政治格局，发起了反对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盲目消费主义和污染的运动。为了取代传统左翼僵化的等级制度，他们创建了集体和民主的结构，据称这些结构预示了未来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
最重要的是，加州的新左翼将政治斗争与文化反抗结合起来。不同于他们墨守成规的父母，嬉皮士拒绝服从军队、大学、企业甚至是左翼政党强加给“组织人”的僵化社会规范。相反，他们通过随意打扮、性解放、嘈杂的音乐和娱乐性毒品，公开宣示了他们对主流世界的摒弃。
激进的嬉皮士在社会意义上是自由派人士。他们拥护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理想，例如民主、宽容、自我实现和社会正义。在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浪潮中，他们壮着胆子相信，历史站在他们这边。在科幻小说里，他们梦幻着“生态乌托邦”，那是一个未来的加州，汽车消失，生态工业生产的实现，两性关系平等，日常生活将在社区团体中进行。
对一些嬉皮士来说，这个愿景只有通过摒弃科学进步的虚假神明，回归自然才能实现。然而其他人则持相反观点，他们相信科技进步将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自由意志主义原则转化为社会现实。
受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论影响的关键在于，这些科技爱好者认为媒体、计算和电信的融合将不可避免地创造出“电子广场”（electronic agora），那是一个虚拟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审查。尽管麦克卢汉只是一位中年英语教授，但他宣扬着激进的讯息——大型企业和庞大政府的力量将很快被新技术赋予个人的内在权力所颠覆：
电子媒体……消除了空间维度……通过电力，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像在最小村庄一样恢复面对面的关系。这是一种深度的关系，没有职能或权力的委派……对话取代了讲座。
受到麦克卢汉预言的鼓舞，西海岸的激进分子开始为另类媒体、社区电台、自营计算机俱乐部和录像集体开发新的信息技术。这些社区媒体活动人士认为他们走在建设新美国斗争的最前沿。创建“电子广场”是实现所有社会机构内直接民主实施的第一步。斗争可能艰难，但“生态乌托邦”几乎触手可及。
谁能预料到，在人民公园战役不到三十年后，广场和嬉皮士会携手创造出加州意识形态呢？谁会想到科技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个人主义这种相互矛盾的混合体将成为信息时代的正统呢？谁会怀疑，随着科技和自由越来越受到崇拜，在它们被应用的社会中，越来越难以说出任何有意义的话呢？
加州意识形态的流行源于模糊的信条本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区媒体活动者的开创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高科技和媒体行业收编。尽管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将大部分劳动力需求机械化和外包，但他们仍然依赖能够研发和创造原创产品的人才（从软件程序和计算机芯片到书籍和电视节目）。这些熟练工人与一些高科技企业家一起，形成了所谓的“虚拟阶级”——认知科学家、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视频游戏开发者以及所有其他通信专家组成的“认知智能阶层”。
由于无法像流水线工人那样约束他们或用机器取代他们，管理者通过固定期限合同来组织这些知识工作者。和上个世纪的“劳工贵族”一样，媒体、计算机和电信行业的核心人员也会体验到市场带来的奖励和不安全感。一方面，这些数字工匠不仅薪酬往往不错，而且在工作节奏和就业地点方面也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此，嬉皮士和“组织人”之间的文化鸿沟现在变得有些模糊。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工人受到合同条款的约束，无法保证持续就业。由于缺乏嬉皮士所拥有的自由时间，对“虚拟阶层”中的许多人而言，工作本身就成了他们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
加州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理解这些数字工匠生活现实的方式。一方面，这些核心工人是劳动大军中的特权。另一方面，他们是社区媒体活动家的激进思想的继承者。因此，加州意识形态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规训，又体现了嬉皮士艺术创作的自由。这种奇怪的混合体只有通过普遍的技术决定论信仰才能成为可能。自60年代以来，（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派人士一直希望新的信息技术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
为了应对新左翼的挑战，新右翼复活了一种古老的自由主义形式——经济自由主义。他们主张市场中的个人自由，取代嬉皮士激进分子追求的集体自由。然而，即使是这些保守派人士也无法抗拒新信息技术的浪漫气息。早在60年代，麦克卢汉的预测就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对私营部门正在开发的新型媒体、计算和电信形式的宣传。从70年代开始，托夫勒（Alvin Toffler）、德索拉·普尔（de Sola Pool）和其他一些专家试图证明，超媒体的出现将出人意料地让社会回到过去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这种复古乌托邦呼应了阿西莫夫（Asimov）、海因莱茵（Heinlein）和其他男性科幻小说作家，他们笔下的未来世界总是充满太空商人、超级推销员、天才科学家、海盗船长和其他强悍的个人主义者。科技进步的道路并不总是导向“生态乌托邦”，它也可能导回美国国父们建立的美利坚。
加州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在数字未来的矛盾愿景中最为突出。超媒体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下一个阶段的关键组成部分。祖博夫（Zuboff）指出，将媒体、计算和电信技术引入工厂和办公室，是劳动力逐渐脱离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长期进程的顶点。
即使只是出于竞争的原因，所有主要工业化经济体最终都将被迫让其人口联网以获得数字化工作的生产力收益。但未知的是，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交换无限量信息将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最重要的是，超媒体的出现会实现新左翼还是新右翼的乌托邦吗？作为一种混合信仰，加州意识形态愉快地回答了这个难题，它同时相信这两种愿景，却不批评任何一方。
另一方面，新左翼的原则被“虚拟社区”的倡导者们保留下来。他们的领袖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说，反主流文化“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正在塑造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因此，社会活动人士能够利用超媒体取代公司资本主义和大政府，用某种高科技的经济模式取而代之。他们号称，网络平台参与者之间依赖自愿的信息和知识交流。在莱茵戈德看来，“虚拟阶级”的成员仍然是社会解放斗争的前沿力量。尽管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时离不开狂热的商业和政治参与，但据说“电子广场”将最终战胜企业和官僚主义的敌人。
另一方面，其他西海岸的思想家们接受了他们昔日保守派敌人的放任意识形态。例如，《连线》（Wired）杂志（“虚拟阶级”的每月圣经）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众议院极右共和党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他亲密顾问托夫勒的观点。该杂志无视他们削减福利的政策，反而被他们对新信息技术提供的自由意志主义所着迷。
尽管他们借鉴了麦克卢汉的科技决定论，但金里奇和托夫勒并不是“电子广场”的倡导者。恰恰相反，他们声称媒体、计算和电信的融合将产生一个“电子市场”：“在网络空间……随着科技进步，市场正一个个地从‘自然垄断’转变为以竞争为主的市场。”
在加州意识形态的这种变体中，每个“虚拟阶级”成员都被承诺有机会成为一名成功的科技企业家。拥护者认为，信息技术赋予个人权力，增进个人自由，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权力结构将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自主个人与软件之间不受限制的互动。这些经过改良的麦克卢汉追随者大力争辩，认为政府应该停止干预那些足智多谋的企业家，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那些头脑冷静、足够勇敢的人，敢于冒险。
为了摆脱阻碍发展的管制，富有远见的工程师们正在开发建设网络空间“自由市场”所需的工具，包括加密技术、数字货币和验证程序。何试图干预这些技术和经济力量新兴特性的行为，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只会对那些愚蠢到违背自然规律的人造成反噬。《连线》杂志主编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盲目力量没有本质区别。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描绘道，通往未来的道路指向了历史的回溯。21世纪的信息时代将是18世纪托马斯·杰斐逊自由理想的实现：“……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它基于美国理念的永恒真理。”
1994年，金里奇的党派在立法选举中获胜后，这种右翼加州意识形态已经处于上升势头。然而，经济自由主义的神圣原则与超媒体的实际历史相互矛盾。例如，计算机和网络的标志性技术只有在大规模的国家补贴和业余爱好者的热情参与下才能够发明。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只是混合经济的一部分。
例如，第一台计算机（差分机）由私营公司设计建造，但它得益于1834年英国政府一笔价值拨款，价值17470英镑。从巨人计算机（Colossus）到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EDVAC），从飞行模拟器到虚拟现实，计算机的发展在关键时刻都依赖公共研究资助，受益于公共机构的丰厚合同。比如，朝鲜战争期间，IBM在美国国防部的要求下才建造了第一台可编程数字计算机。
从那时起，美国国防预算就直接或间接地资助了一代又一代计算机的开发。除了国家援助，计算机的发展也有赖于当代文化的参与。例如，个人电脑就是由业余技术人员发明的产物，他们希望自己制造廉价的机器。业余爱好者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是苹果和微软后来取得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至今日，共享软件仍然推动着软件设计。
互联网的历史也与“自由市场”思想家的信条相悖。在互联网诞生后的头二十年，互联网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备受谩骂的美国联邦政府。无论是通过美国军方还是通过大学，纳税人的大量美元都用于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和补贴服务使用费。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网络程序和应用软件都由业余爱好者或专业人士利用业余时间发明。例如，可以进行实时网络会议的MUD程序就由一群想通过计算机网络玩奇幻游戏的学生发明。
加州意识形态右倾化的一个怪现象是，西海岸本身就是混合经济的产物。政府的资金被用来建设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大学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这使得加州人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在这些公共补贴之外，西海岸高科技工业综合体几十年来一直在享用历史上最肥美的补贴政策。美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款，从加州的公司购买飞机、导弹、电子产品和核弹。对于那些没有被“自由市场”教条蒙蔽双眼的人来说，美国人一直都有“国家计划”，只不过他们称之为国防预算。
与此同时，西海岸生活方式的关键元素来自悠久的波希米亚文化传统。虽然后来被商业化了，但社交媒体、“新时代泛灵论”、冲浪、健康食品、娱乐性毒品、流行音乐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文化异端，都产生于大学校园、艺术家社区和乡村公社等非商业性场景中。如果没有加州文化，加州的神话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全球引起共鸣。
所有这些公共资金和社区参与都对硅谷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有利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纳入计算成本。资本主义企业家往往夸大了自己在开发新思想方面的聪明才智，而很少承认国家、自己的劳动力或更广泛的社区所做的贡献。所有技术进步都是累积性的，它取决于集体历史进程的结果，至少必须部分地被视为集体成就。
就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美国企业家不可避免地依赖国家干预和“自己动手”（DIY）的倡议来培育和发展他们的行业。当日本公司威胁要接管美国的微处理器市场时，加州的自由派计算机资本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一个由国家支持的垄断组织，以抵御来自“东方的入侵者”。比尔·盖茨认为微软没有选择，只能推迟Windows 95的推出。与现代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新兴的超媒体行业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将其组织成混合经济，而是将会是怎样的混合经济。
如果亵渎的历史驳斥了神圣的戒律，那么为什么“自由市场”的神话会如此影响加州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生活在契约文化中的高科技工匠们过着精神分裂的生活。一方面，他们无法挑战市场对生活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憎恨当权者试图侵犯他们的个人自主权。加州意识形态杂糅了新左翼和新右翼，为“虚拟阶级”成员抱持的矛盾态度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解决方案。
最重要的是，反国家主义为调和激进与反动的技术进步观念提供了手段。新左翼憎恨政府资助军工企业，新右翼则攻击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对新技术的自发传播。尽管公共干预在超媒体的发展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加州意识形态主义者却宣扬反国家主义的高科技自由主义福音，那是一种嬉皮士无政府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怪异混合体，再加上大量的技术决定论。
与其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新左翼和新右翼的思想家更倾喜欢鼓吹相互对立的“数字杰斐逊式民主”。例如，新左翼的霍华德·莱茵戈德认为，“电子广场”将让个人实现开国元勋所倡导的媒体自由。同时，新右翼声称，取消对私营企业的所有监管限制将创造出与“杰斐逊式民主”相匹配的媒体自由。
这种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m）的胜利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复兴失败的结果。在人民公园的对抗之后，美国当权者与反主流文化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暴力对抗的漩涡。越南人以巨大的人类痛苦为代价，将美国侵略者驱逐出境，嬉皮士及其在黑人民权运动中的盟友则最终被国家镇压和文化收编所粉碎。
加州意识形态完美概括了“虚拟阶级”失败的后果。虽然他们享受着嬉皮士们赢得的文化自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积极参与建设“生态乌托邦”的斗争。这些数字工匠不再公开反抗体制，而是接受了只有在技术进步和“自由市场”的约束下努力工作才能实现个人自由的观点。在许多赛博朋克小说中，这种非社会化的自由主义（asocial liberalism）以黑客为中心人物，他们是在虚拟信息世界中为生存而战的孤独个体。
加州意识形态主义者完全接受自给自足的个人自由主义理想，这助长了他们的右倾化。在美国民间传说中，国家由自由掠夺者（捕猎者、牛仔、传教士和边疆定居者）从荒野中建立起来。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反对外国君主强加的压迫性法律和不公正的税收。
对于新左翼和新右翼来说，美国早期的共和政体为他们对立的个人自由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范本。然而，在这个原始“美国梦”的中心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一时期的个人只有通过他人的苦难才能获得繁荣。这一点在加州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写下了鼓舞人心的民主和自由宣言，但同时他拥有近两百名奴隶。作为一名政治家，他主张美国农民和工匠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受欧洲封建制度的限制。与当时的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认为只有广泛拥有个人私有财产，才能保护政治自由不受专制政府的侵犯。
杰斐逊认为，公民的权利源于这一基本的自然权利。为了鼓励自给自足，他建议每个美国人至少应得到五十英亩的土地，以保证他们的经济独立。然而，杰斐逊虽然将边疆地区的小农和商人理想化，但他实际上是一位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靠奴隶的劳动为生。虽然南方的“特殊制度”困扰着他的良心，但他仍然相信人的自然权利包括拥有作为私有财产的人的权利。在“杰斐逊式民主”中，白人的自由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之上。
尽管奴隶最终获得了解放，民权运动也取得了胜利，但种族隔离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尤其是在西海岸。在1994年的加州州长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通过恶毒的反移民运动获胜。在全国范围内，金里奇领导的共和党在立法选举中的胜利建立在动员“愤怒的白人”的基础之上。这些政治家从白人、富裕的郊区居民（其中大多数人有投票权）与非白人、较贫穷的内城居民（其中大多数人没有投票权）之间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中获得了选举利益。
虽然他们保留了一些嬉皮士的理想，但许多加州意识形态主义者发现，他们无法对共和党的分裂政策采取明确的立场。这是因为高科技和媒体行业是新右翼选举联盟的关键要素。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家和高薪工人都担心，公开承认公共资金对公司的资助，将证明有理由增加税收，以支付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住房、公共交通和教育等方面急需的开支。
更重要的是，“虚拟阶级”的许多成员希望受到新右翼自由主义言论和技术热情的诱惑。他们为高科技公司和媒体公司工作，愿意相信“电子广场”能以某种方式解决美国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无需他们做出任何牺牲。金里奇陷入了加州意识形态的矛盾之中，正如《连线》的一位撰稿人所说，他既是他们的朋友，也是敌人。
在美国，为了大多数人的长期经济福祉，迫切需要对财富进行重大再分配。然而，这与包括许多“虚拟阶级”成员在内的富有白人的短期利益背道而驰。这些“虚拟阶级”不愿与穷人分享财富，而是躲进富裕的郊区，享受武装警卫的保护和私人福利服务的保障。穷人想要参与信息时代，只能为硅谷芯片制造商的不健康工厂出卖廉价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也没有工会保障。
甚至在网络空间的建设中，美国社会也可能分裂成对立的、由种族决定的阶级组成部分。追求利润的电话公司划定了“数字红线”，这使得贫困的内城居民被排除在新的在线服务之外。相反，“虚拟阶级”成员和其他专业人士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扮演赛博朋克的角色，而无需与他们贫困的邻居交往。随着社会分化的不断加深，“信息富翁”和“信息穷人”之间正在形成另一种种族隔离。在这种高科技的“杰斐逊式民主”中，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对反叛的“底层”（underclass）的恐惧已经腐蚀了加州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信条——对新信息技术解放潜力的信念。尽管“电子广场”和“电子市场”的拥护者们承诺将个人从国家和私人垄断企业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为数字未来带来了更具压迫性的愿景。自由的技术正在变成统治的机器。
杰斐逊在他的蒙蒂塞洛（Monticello）庄园里发明了许多巧妙的家务小工具，如将食物从厨房直接送入餐厅的升降机。这位革命性的个人主义者通过技术手段将自己与奴隶的接触变为媒介，使自己不必面对同胞被强迫劳动的现实。20世纪末，技术再次被用来强化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异。
一些有远见的人认为，追求身心和精神的完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后人类”的出现。“虚拟阶级”的社会特权将体现生物技术上。嬉皮士将自我发展视为社会解放的一部分，而当代加州数字工匠更喜欢通过治疗、灵修、锻炼或其他自恋的方式来寻求个人的自我实现。他们渴望逃入超现实的封闭郊区，这只是这种深度自我迷恋的一个方面。
在所谓“人工智能”和医学进步的鼓舞下，不断改造人类的信仰幻想有一天完全抛弃“人脑”（wetware），成为活生生的机器。就像吉布森（Gibson）的小说《神经漫游者》（Sprawl）中的维瑞克（Virek）和泰西尔–阿什普尔（Tessier-Ashpools）一样，他们相信社会特权最终会赋予他们永生。这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非但没有预言人类的解放，反而只能预见社会隔离的加深。
尽管有这些幻想，加州的白人仍然依赖肤色较深的同胞在他们的工厂里工作、采摘庄稼、照顾孩子和打理花园。洛杉矶骚乱之后，他们越来越担心这个“底层”有一天会要求解放。如果人类奴隶最终不可靠，那么就必须发明机械奴隶。
对“人工智能”这一“圣杯”的追寻揭示了人们对“泥巨人”（Golem，一种传说中被魔法注入粘土以创造行动自由的人造雕像）的渴望。那是一个强壮而忠诚的奴隶，皮肤是大地的颜色，内脏是沙子做的。正如在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一样，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想象可以从无生命的机器中获得奴隶般的劳动力。然而，尽管技术可以储存或放大劳动力，但它永远无法消除人类发明、制造和维护这些机器的必要性。没有人被奴役，就不可能获得奴隶劳动。
在世界各地，加州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乐观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技术决定论。然而，这种对西海岸的乌托邦式幻想取决于它对社会和种族的盲目性和依赖性。尽管加州意识形态言辞激进，但它最终对根本的社会变革持悲观态度。与嬉皮士不同，它的倡导者并没有在努力建设“生态乌托邦”，甚至不是在帮助恢复“新政”（New Deal）。
相反，新左翼的社会自由主义和新右翼的经济自由主义汇聚成一个模糊的高科技“杰斐逊式民主梦想”。然而，作为“虚拟阶级”的时代精神，加州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信仰。只有一部分人能接触到新的信息技术，“杰斐逊式民主”将变成旧南方种植园经济的高科技变体。加州意识形态的技术决定论并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和解放愿景，同时也是一种极度悲观和压抑的未来愿景。
【可打赏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