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可可 x 孙宪忠 x 杨立新就江秋莲诉刘某曦生命权纠纷案的评析

第一，被告必须有违法行为，她有过错。

第二，被告的行为要导致他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第三，他人民事权益受侵害必须是因为被告的违法行为，即其过错造成的，也即，两者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

第一个方面，刘暖曦作为被救助者，对于施救者将要面临的危险应该履行其能力范围内的、尽可能的告知义务。也就是说本案中，当刘暖曦接到前男友的致命威胁时，她应该对邀请来陪伴她的江歌尽必要的、可能的提示义务。如果她没有尽到危险提示义务，那么来施救或来陪伴她的江歌实际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巨大的危险。这个时候违反了江歌本人的知觉。这样的行为就使得被告的行为具有了违法性。

第二个方面，在江歌陪伴被告一起回到家中的时候，被告前男友手持凶器，走在前面的被告直接冲到房间里把门反锁，让江歌失去了躲避危险的可能性。求助者也就是被告违反了第二个义务，此时她应该尽可能地与施救者一起抵御危险，要尽必要的、可能范围内的协助义务和相应的危险防免义务以及配合的义务。

第一，如果被告在请求江歌陪伴她回住处之前，已经充分提示了危险，江歌就可能不会采取陪她回去的措施，可能会采取一个理性的、更为合理的措施，比如说报警，从而就不会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

第二，被告直接冲进房间从而让江歌留危险之中，这个行为和江歌的死亡有没有因果关系，我们来看“若无则不“这个公式—假如被告不把房门反锁，江歌完全有可能进入到房间，从而她的生命权被剥夺的危险会大大降低。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说，没有被告的行为，江歌一定不会死，但是毫无疑问因为被告的行为，江歌避免生命权受侵害的可能性急剧下降，而相应的生命权被剥夺的危险急剧上升。此种高度概率的存在，我们应该认定本案中还是有相应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