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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路带我回家

2020年10月,旧金山纪事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为 ”旧金山唐人街最老的酒楼远东餐厅在开门100年后即将歇业 ”。这家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仅存的两家酒楼之一,因为新冠疫情,要撑不下去了。 


这样的消息让很多人痛惜,并呼吁救救远东餐厅。大酒楼不同于一般小餐馆。它们可以容纳数百人大开酒席。于是一代代华人的婚丧嫁娶,满月酒,春节联欢都在这里举办,可以说这是移民,尤其老移民的社群支柱。这些酒楼也许入不了新移民们的眼,但那些俗气的墙纸和褪色的灯笼都静默着伴随了几代华人的泪水和欢欣,屈辱和梦想。



获得今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虚构作品《唐人街内部》里,就有这样一个酒楼,它叫金宫(Golden Palace)。


主人公威利斯.吴的前半生发生在“唐人街内部”。他和父母住在金宫楼上一家一间的廉租房。父母都靠在金宫工作的收入养家。父亲在后厨煎春卷,也常兼职表演功夫;母亲做服务员,曾扮演光彩夺目的东方龙女,卸妆之后爱看《如何靠地产成为百万富翁》。


威利斯是谁呢?他从小梦想成为功夫巨星,尽管这意味着他得从得经过背景中的东方男人,亚洲男人的尸体,普通亚洲男人三号/快递员,普通亚洲男人二号/服务生, 普通亚洲男人一号,然后停在这里很多年。如果都熬过去,才会开始有台词…毕竟,他是个亚洲男人,一个genetic asian guy。


也是在金宫,一个由黑人男侦探特纳和白人女侦探格林搭档的警剧在这里取景开拍。阴差阳错中威利斯加入出演了为男女主角提供微不足道帮助的一个龙套。


于是,小说情节在警匪片拍摄和威利斯的真实人生之间虚实交错的一路向前。穿插其中的,是对好莱坞对亚裔角色肤浅烂俗的设定密集开火。这样的开火当然不会平铺直叙,而被巧妙包裹在犀利尖锐的讽刺和黑色幽默之中。


亚洲男人的角色活不长, 威利斯刚尝到演员的滋味就被剧情写死了。这一死就是45天,为什么是45天呢?因为这是一个最短的让观众忘了你的角色已经死掉了的时间。 


这让威利斯想到了当妈妈的角色“死掉”,便可以在家陪他。妈妈曾经是谁,爸爸又是谁呢?在金宫相遇时她叫多萝西,他是Ming-Cheng Wu。他们曾在台湾度过了动荡又惊恐的童年,在六十年代逃难到了几乎没有亚裔面孔的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 


故事从这里一改嬉笑讽刺,深沉又克制的讲述了那些60年代由旧金山上岸,在美国颠沛流离的华裔移民艰难求生的个体故事。他们的经历既和今天的留学生、新移民差异巨大,却也高度重合。时间的屏风应声倒下,我们叹息、落泪,也从未如此清晰的感到:半个多世纪前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来到陌生国度,以为自己奔向自由,却都被困住(trapped)了。 


听着曾经的亚洲女人和男人夜晚叹着气,说 “就这样了么?还会有更多吧?”,威利斯决定自己一定会离开这里。可是,离开了,又能去哪里呢?


威利斯的故事在这里还没结束,或者说他人生的奇遇才刚刚开始。


不过是又一个“普通亚洲男人”的辛酸史?


《唐人街内部》是又一本关于普通亚洲男人(genetic asian man) 的书。这向来都是亚裔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


从回忆录(David Chang, Eat a Peach; Jimmy O.Yang: How to American; Phuc Tran: Sigh, Gone )到散文 (Wesley Yang: The Soul of Yellow Folks), 到小说(Chang-Rae Lee:Native Speaker), 看看这些书名都能知道,无论何种文体,内容都无法摆脱和“普通亚洲男人” 的标签相互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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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签的内涵也的确高度相似:父辈来美;代际创伤;肩负着父辈美国梦中孩子必须成为医生律师或工程师的重压;无法按父母所愿成长而不被接受;在学校被排挤,缺乏性魅力,得不到爱情;也许为了反叛会和黑人同学,地下音乐、脱口秀走的近;充满愤怒,却又无力反抗。家庭和社会合力将他们硬往“普通亚洲男人”笼子里塞,而他们的一生都在奋力挣脱的同时也渴望他人的接受和肯定。 


Wesley Yang在经典的散文Paper Tigers 中精准的刻画了主流社会对亚洲男人的看法“我有时怀疑我的脸在其他美国人眼中是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人,无法与大量类似的脸区分开。一个长相于周围格格不如却没有任何个性的人。这个标志如此之大,以至于该文化伪装成一种荣誉,但实际上却受到光顾和利用。不仅是“擅长数学”并会拉小提琴的人,而且还有大量被扼杀,压抑,滥用,循规蹈矩的准机器人,他们毫不重要,无论在从社会还是文化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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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哪怕这些作者来自不同领域,从不同的东亚国家来到美国的不同城市,也尽管他们的文字动人,情感真挚。但同样直白的叙述方式又使的这些书高度相似,反倒又进一步自我局限和加强了同质化。


《唐人街内部》的内容核心和这些书并无差异,但写作方式却新颖独特。游朝凯不再平铺直叙的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而是写作了一个剧本,在空间,时间上都设置了多层切换,让读者在脑中构建出精彩酷炫的剧情。评论纷纷说它机智,讽刺,黑色幽默,令人欢笑又心碎,犀利,刺激,深刻。这将它和以往的亚裔文学区分开,于是它再也不普通,不面孔模糊了。


可贵的是,尽管情节层次丰富,虚实交错,但语言和逻辑都出奇的严谨清晰,人物塑造的也扎实可信。这也许和游朝凯的专业背景有关。


他本科在伯克利大学学分子生物学,又在哥大拿了法律博士(JD), 当了多年律师,后又转行去好莱坞当编剧,参与写作《西部世界》的剧本。在做律师和编剧的同时,用业余时间写了三本科幻小说。在写《唐人街内部》的时候,他还将欧文.高夫曼的经典社会学理论书《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作为铺设,给人惊喜。


必须被讲述的移民故事


《唐人街内部》从标题、封面,到故事发生地,都和旧金山唐人街相关,但游朝凯本人却成长于洛杉矶的中产家庭。为了写作旧金山唐人街,他参阅了徐灵凤(Bonnie Tsui)撰写的 American Chinatown: A People’s History of Five Neighborhoods),以及建筑历史学家Philip Choy 撰写的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等书。


为什么要写旧金山唐人街呢?读完这本书你也许就能明白他想写作讲述老一代华人移民的意图。游朝凯构思这本书用了很多年,但直到16年川普赢得大选,才终于决定动笔–“因为“在此时重新检视过去突然变得有意义,例如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我开始想着,这仍然是有关联的,这是一个应该说出来的故事。” 


当把故事的起点放在老移民身上,那么自然无法绕过旧金山唐人街,因为这是最早的中国人踏上美国的口岸城市,也是美国最古老的唐人街所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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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新移民的眼中,唐人街像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异域”,他自然不美国,却也很不中国。于是我们以为,也许唐人街代表的是老移民那个年代的中国吧?其实并非如此。


旧金山最初的唐人街在1906年大地震和大火中几乎成为废墟。后来为了发展经济,吸引游客,市政府又重建了中国城。书里就提到 “唐人街,好比凤凰,是从废墟上升起的新楼面,寄托着美籍华人的梦,却由白人建筑师设计。看上去就像一个不真实的中国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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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国,新移民和老移民仿佛生活在两个没有交集的世界。如果不刻意学习,新移民并不知晓一百多年前来到美国的那些华人曾经历过什么,也无法与他们共情。


我们的祖先留着辫子穿着长衫,拥挤在船舱里到达三番码头。挖金矿,修铁路,开洗衣房,住唐人街廉租房。我们坐飞机来留学,毕业进企业、研究所,买车买房。哪怕从表面看,今天的技术移民已经和当年华工的生活空间毫不相交,但那些真正主宰我们命运的大坝却纹丝不动。无论是一百多年前还是今天,只要踏上异乡土地,我们的生命便开始重合、汇聚,也都重新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华人移民。


书中写威利斯的父亲60年代从台湾来美国,在保守的密西西比州留学,同住一个宿舍的有来自不同东亚国家的男生,他们经常围坐在一起比较自己的名字玩儿。


其中另一个来自台湾的男生陈艾伦有一天突然遭遇路人围殴,据目击者说,打人的那群人叫着“这是为了珍珠港”, 他们认为他是日本人。宿舍里几个男生都知道,被打的可以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所有的室友都明白:是他们。他们都是。这就是重点。他们都是一样的。击打艾伦脑袋直到他的眼珠暴突的人都一样。就像他们用装满电池和石头的麻袋打到血从艾伦的喉咙里流出来一样。艾伦是吴和朴,金、和中本,他们都是艾伦。日本,中国,台湾,韩国,越南。这都无所谓。在东亚那儿随便什么地方。三角眼(Slope)、 日本鬼子(Jap. Nip.)、中国佬(Chink)、毛巾头(Towerhead),无论你是谁。所有住在这个屋檐下的人,都应该更加靠近。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不再围着桌子用彼此的姓名开涮了。因为现在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那将会永远是,亚洲男人。”


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多月,新冠在美国爆发,川普坚称新冠为中国病毒。习惯活在模范少数族裔标签护佑之下的华人,此时人人自危。正是在这个特殊时期,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的边界被砸的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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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日本钢琴家海野雅威在纽约的一处地铁站内因为被误认为是中国人遭到八人毒打,手臂受到的伤害让他无法弹琴。而最近几周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也在全美各地激增。暴徒叫嚣着中国人滚回去,袭击的也常常是任意亚裔面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的残忍和愚蠢分毫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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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到获奖,一年多来《唐人街内部》一直热销,游朝凯本人也接受了大大小小各路采访。大部分时候他都友好又谦恭,语气中透着客套。唯独在一档和同是华二代的主持人对谈的播客上,他语速缓慢,音调低沉。他说因为自己的台语和普通话都说不好,没有能力给孩子任何东西,父辈的河流在他这里到了终点。


美国的华人文学总难逃脱哀伤的底色,因为梦想求而不得,无论多模范、多杰出,依然无法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家乡和亲人又遥不可及,“回去”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妥协。这些伤痛,愤懑,依恋,愧疚萦绕在每一个人生故事里。


书中有段文字我常想起,而每次想起,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威利斯的邻居,独居的冯老先生去世了,那天在金宫夜晚关门,餐桌被清理,厨房关灯之后,员工们照例开始了他们的卡拉OK时间。一个年老的亚洲人拿起话筒,扶了扶他的眼镜,轻拭前额,呡了一口水,说:“给我的朋友老冯”。然后开始唱起《乡村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尽量不要笑,别做出奇怪表情,或者看热闹似的用力鼓掌,因为当他唱到  ‘西维吉尼亚,大山妈妈’的时候你会跟着一起唱,而当他唱完时,你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77岁,来自台湾海峡中一个小岛,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生活在异国的人会如此分毫不差的唱完这首关于想回家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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