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插图（Gibert Jeune出版，1953）
时尚
Fashion
作者：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
译者：陈荣钢
来源：International Quarterly (New York), X (October, 1904), 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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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到两种对立的力量、倾向或特征，如果任何一种力量不受影响，都会趋向无限大。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相互限制，才形成了个体和公众思想的特征。这是我们通常用来解释个体和公众思想不同方面的总体套路。我们一直在寻找终极力量、基本愿望，其中的某种力量控制着我们的整个行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找不到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完全独立地表达出来，因此，我们不得不将大多数因素分开，并确定每种因素的相对代表程度。为此，我们必须确定由另一种力量的抵消作用施加的限制程度，以及后者对原始力量产生的影响。
人类一直具有两重性。然而，这一事实对人类行为的统一性影响甚微，这种统一性通常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少于大多数原始力量引起的行动将显得贫乏和空虚。在一座古老的弗拉芒房子上，矗立着神秘的铭文：“我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根据该铭文，行动的第一印象会辅以一系列深远的动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存在中的每一个片段和内容都包含着一对相互制衡的力量时，人类生活才有可能展现出取之不尽的丰富可能。这两股力量都试图超越原始状态，它们相互碰撞，将彼此的无限潜能限制为单纯的张力和渴望。虽然将灵魂的某些面向归因于两种基本力量的作用可以满足理论上的渴求，但这更增添了事物形象的魅力，因为它不仅清晰地勾勒出事实的轮廓，还解释了我们似懂非懂的、经常令人费解的认识。在塑造灵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力量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加深层、复杂，存在着更多尚未解决的张力、更全面的冲突与融合。
在个体灵魂和社会中，似乎都存在着两种倾向。所有描述我们内心这种最普遍二元论的术语，无疑都源于个体的例子。这种生命的基本形式无法用确切的定义来概括，我们只能将这种原始形式与一系列例子分开，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清晰地揭示了我们灵魂二元论中难以言喻的元素。我们存在的生理基础提供了第一个线索，因为我们发现人性需要运动和静止、接受和创造——阳性和阴性原则统一于每个体身上。将这种二元性应用于我们的精神层面，它渴望概括化，又有着描述单个特殊元素的渴求。因此，概括化使灵魂得以安歇，特殊化则使灵魂能够从一个例子转移到另一个例子。在情感世界中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寻求和平地臣服于人和事物，另一方面，我们也渴望对两者采取积极的行动。
社会的整个历史都反映在引人注目的冲突和妥协之中，这些妥协来之不易，却又很快消失殆尽，它们代表着社会适应与个体偏离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这些冲突就好比我们个体命运根基所展现的宏大对立力量的缩影，它们影响着我们外在与内在的生活，我们的智力和精神层面，就如同钟摆的两极一样不断摆动。这些力量，无论是在哲学上表现为宇宙神本主义与固有差异化、每个宇宙元素独立存在的学说之间的对立，还是在实践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冲突，都始终与一种基本的二元性形式密切相关，这种形式在生物学上则表现为遗传和变异之间的对立。前者代表着概括化、统一化、生命形式和内容的相似性思想；后者代表着运动、独立元素的差异化，产生了个体生命躁动不安的变化。我们种族历史上生命的基本形态总是一成不变地展现着这两种对立原则的效力。它们各自在领域内试图将对持久性、统一性、相似性的追求与对变化、特殊化、独特性追求结合起来。显而易见，没有任何制度、法律或生活状态能够始终如一地满足这两种对立原则的所有需求。人类唯一能实现这种状态的方式就是不断变化的接近，不断后退的尝试和不断重燃的希望。正是这构成了我们发展的所有财富、前进的所有动力，把握人类性格元素所有无限组合中巨大比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正接近无限本身。
在这些对立力量的社会体现中，模仿的心理倾向通常会维持一方的优势。模仿的魅力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方便快捷的力量测试，这种测试不需要个体投入巨大的创造力，因为被模仿的内容本身已经既定。可以说，它是思考与不假思索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非凡的可能性，在没有促成其诞生的原始力量的帮助下，不断拓展人类精神最伟大的创造。此外，模仿还能让个体感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每当我们模仿，我们不仅将创造性活动的压力，还将行动的责任转移给了他人。因此，个体不必再为选择而烦恼，仅仅作为一个群体成员、社会内容的容器而存在。
模仿阶段代表了个体发展中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体渴望快速开展个体活动，却缺乏获得独立技能的能力。例如，孩子们强烈要求重复相同的知识点、游戏和消遣活动，并对他们听过二十遍的故事出现任何细微的改编都表示抗议，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正是通过这种模仿和对过去的精确复制，孩子才第一次超越了他们当下的存在。生活的即时内容延伸到了过去，为孩子扩展了当下。同样，原始人也是如此。我们也不必急于将他们对既定模式的死板服从视为贫乏或狭隘的标志。在这个阶段，任何偏离既有事实的模仿行为都会打破这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当下与超越当下的事物之间唯一的桥梁，它使存在不再仅仅局限于当下。超越这一阶段的标志在于，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感受不仅由固定的过去和传统因素决定，还受到未来的影响，以目标为导向的个体代表了模仿型个体的对立面。模仿者是被动的个体，他们相信社会相似性并适应现有元素，以目标为导向的个体则不断实验，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并且依靠他们自己的个体信念。
因此，我们看到，在所有发挥着积极作用的模仿行为中，模仿都代表了我们性格的基本倾向，也就是满足于相似性、统一性、特殊服从一般性，并强调变化中的恒常元素。相反，无论何时强调变化，追求个体差异化、独立性以及摆脱普遍性，模仿都成为消极的阻碍因素。墨守成规、像他人一样存在和行动的原则，与追求不断进步、迈向崭新独特的生命形式的渴望势不两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生活才成为一个寸土必争的战场，而社会制度可以被视为和平条约，双方长期的对立通过这种条约在外部形式上转化为某种形式的联合。
说到我们种族历史上普遍存在的时尚现象，它们的核心要素可以用以上概念来概括。时尚是模仿既定范例的行为，满足人们社会适应的需求。它引导个体走上大家都行走的一条道路，提供一种普遍的标准，将每个体的行为简化为一个遵循该标准的例子。同时，时尚也同样满足了人们追求差异化、渴望与众不同、寻求变化和对比的心理需求。一方面，时尚内容的不断变化赋予了当下的流行趋势一种与昨天和明天截然不同的个性印记；另一方面，不同阶级的时尚也存在差异——上层社会的时尚永远不会与下层社会相同。其实，一旦下层社会准备效仿，上层社会就会抛弃原有时尚。因此，时尚只不过是众多生活形式之一，我们借助它在一个统一的活动领域内，将追求社会平等化与渴望个体差异化和变化的倾向结合起来。在这对相互冲突的因素中，每一方面都明显地试图超越任何一种时尚所能提供的满足感，以期完全掌控相关的生活领域。如果我们不仅从内容发展的角度，而是从其对社会进程形态的重要意义出发来研究时尚史（迄今为止，人们只关注时尚内容的发展），就会发现它反映了在既有个体和社会文化条件下，人们不断尝试更完美地调整满足这两种相反倾向的历史。时尚所包含的各种心理因素都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正如上文所述，时尚是阶级差异的产物，运作方式与其他一些形式（例如荣誉）类似。这些形式的双重性在于，他们在一个特定圈子内流行，同时强调与其他圈子的区别，就如同画框既在内部意义上将艺术作品勾勒为一个连贯、同质、独立的实体，同时又在外部切断其与周围空间的所有直接联系。只有在确定其内外双重效果的情况下，这些形式的统一能量才能得以表达。同样，荣誉之所以有特殊性（尤其是荣誉的道德权利），也正是因为个体荣誉同时代表并维护着此人社交圈层和阶级的荣誉。然而，这些道德权利往往被圈外人视为不公正。因此，时尚意味着与同阶级人士的联合，代表着该圈子的统一性，但同时，它实质上也排斥着所有其他群体。
联合和分离是这里密不可分的基本功能，尽管其中一方与另一方形成逻辑上的对立，但正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它得以实现的条件。时尚仅仅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即使它创造或重新创造的个体物品可能代表着或多或少个体的需求。这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得到清楚的证明——从客观、美学或其他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时尚的创造往往没有任何理由可循。虽然我们的一般穿着确实适应我们的需求，但时尚没什么实用性要素可言，它只是告诉我们应该穿宽腿裤还是窄腿裤、彩色围巾还是黑色围巾。通常情况下，一个行为是否被认可，取决于它是否被大多数人采用。但在时尚领域，这两者并不总是相关，除了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对时尚趋之若鹜。从有时流行的那些丑东西、令人厌恶的东西来看，时尚似乎想通过展现自己的丑陋来表达自己的能量。时尚对生活物质标准绝对漠不关心，它有时推荐适合的东西，有时推荐难以理解的东西，有时推荐在物质和美学上都相当平庸的东西。时尚唯一关心的动机是形式化的社会动机。即使是那些在美学上看似不可能的风格，当被那些极度追求它们的人所影响时，也会显得高贵、优雅、在艺术上可以接受。原因在于，那些趋之若鹜的人被当作最优雅的人，并且最注重自己的外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产生一种高贵的、有审美修养的印象。我们将这种印象归功于时尚那令人质疑的元素，后者以新颖和惹人注目的整体特征吸引着我们的意识。
时尚偶尔会接纳一些客观决定的主题，例如宗教信仰、科学兴趣，甚至是社会主义和个体主义。但只有当这些主题可以脱离引发它们的深层人类动机而独立看待时，它们才会成为时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在这些领域，时尚的统治变得难以忍受。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外表（衣着、社交行为、娱乐活动）才是时尚的特定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无需依赖真正影响人类行为的深层动机。它是我们可以最轻易地让渡给模仿倾向的领域，而在重要问题上盲目追随模仿是一种过错。在这里，人格意识和物质生活形式的意识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整个历史。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我们对生活的客观视角变得越来越清晰，它剥离了自然图景中所有主观和拟人化的元素，同时个体人格的概念也变得更加清晰。我们内在和外在生活的社会规制就像是一种胚胎状态，在这个状态中，纯粹的个体和纯粹的客观之间的对立被区分开来，发挥相互和同步的作用。所以说，无论何时，当人类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社会存在时，我们既不会观察到严谨客观的生活态度，也不会观察到人格意识的独立性。
时尚不断改变着社交形式、服饰、审美评判以及人类表达方式的整体风格。然而，这种改变遵循着一个规律，最新流行的时尚只会在这方面影响上层阶级。一旦下层阶级开始模仿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跨越了上层阶级划定的界限，破坏了他们的统一性，上层阶级就会抛弃这种风格，转而采用一种新的风格，以再次将自己与大众区分开来。游戏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自然而然，下层阶级会仰望上层阶级并努力向他们靠近，而他们遇到的阻力最小的领域正是那些容易受到时尚潮流支配的领域，因为在那里，简单的外表模仿是最容易实施的事。上层阶级内部的不同圈子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不像女主人和女仆之间那么明显。我们经常会观察到，一个圈子越接近另一个圈子，下层的模仿欲望和上层的寻求新颖的渴望就越发强烈。财富的增加势必会大大加快并显化这一过程，因为时尚的对象涵盖了生活的表层方面，最容易受到金钱的召唤，并且遵循上层阶级的行为方式在这里比在需要个体考验、金钱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容易获得。
因此，除了模仿因素之外，区分界限也是时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社会结构没有叠加层级的地方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时尚会在邻近群体之间彰显自身的影响力。在原始部落中，我们经常发现生活条件完全相同的紧密联系的群体，却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时尚风格，每个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既在内部建立统一性，又在外部与既定群体保持差异性。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喜欢引进外来的时尚，而这种外来时尚在圈子里会更受欢迎，仅仅是因为它不是在这里产生的东西。先知西番雅（Zephaniah）表达了他对那些穿着外国服装的贵族的不满。异域起源大大有利于拥抱它们的群体的排他行为。由于外来性，这些舶来品创造了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社交形式。有时，社交元素就像视线的轴线一样，在距离不太近的点上最容易聚焦。原始部落的流通货币，更准确地说是交换媒介，往往由从外部带来的物品构成。例如，在所罗门群岛和尼日尔河畔的伊博，就存在着一种用贝壳等物制造货币的常规行业，这些货币并不是在当地使用，而是出口到邻近地区作为交换媒介。巴黎的潮流趋势也经常仅仅是为了在其他地方引领时尚而创造。
这种时尚在社交活动中运用的异域性动机仅限于高等文明，因为原始部落往往将外来事物带来的极端新奇视为一种邪恶。野蛮人害怕奇怪的外表，他们艰难危险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对任何新事物都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既不理解这些新事物，也无法将它们归类到熟悉的事物当中。然而，文明将这种抵触心理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对于文明人来说，任何非凡、奇特、引人注目或偏离常规的事物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完全独立于物质上的合理性。文明的进步消除了人们对于所有新事物的不安感。同时，古老的遗传偏见（尽管它已经变得纯粹形式化和无意识）与当下的安全感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这种对非凡和奇特事物的浓厚兴趣。因此，随着整体文明的进步，上层阶级的时尚排他行为会随着针对下层阶级的区分力度而增强，至少在阶级融合和民主平均化真正发生之前是这样。
在现代社会，时尚扮演着更加显眼的角色，因为我们生活水平的差异被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这些差异的数量越多、界限越分明，就越有机会在各个方面强调它们。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强调无法通过被动的方式实现，只能通过发展时尚所建立的形式来达成。这一点随着法律上针对不同阶级规定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的限制被废除变得愈发明显。
社会风尚的建立需要两种社会倾向作为基础——联合和隔离。一旦缺少其一，时尚潮流都无法形成，时尚将戛然而止。因此，下层阶级拥有很少的时尚元素，即使有，也往往不够独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始部落的时尚比我们现代的时尚更稳定。在原始部落中，社会化的冲动比差异化的冲动要强烈得多。无论部落之间如何分离，这种分离大部分带有敌意，以至于文明种族阶级中因排斥关系而存在、让时尚变得合理的基础在这些部落间完全不存在。服装、举止、品味等方面的差异实现了隔离，有被同化和被抹杀的危险，时尚才合宜，在高度文明的国家之间就是如此。当这些差异不存在，当我们面对的是绝对的敌对关系——例如原始部落之间并非友好的部落，那么发展时尚就没有任何意义。
社会化冲动在原始人民身上如何影响各种习俗（例如舞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人们普遍注意到，原始部落的舞蹈在排列和节奏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跳舞的群体感觉并行动就像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舞蹈训练了一群被变化无常的生活状况和需求推着走的个体，让他们去被共同的冲动和单一的动机所引导。舞蹈的外部表现形式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与时尚的社会化力量中相同的元素。动作、时间、姿势的节奏都无疑受到穿着的极大影响，穿着相似的人在行动上也会表现出相对的相似性。这在充满个体主义色彩的现代生活中尤其重要，而在原始部落中，产生的效果导向内在，因此不依赖于时尚的变化。在原始部落中，时尚会更少、更稳定，毕竟，除社会影响之外，对新奇印象和生活方式的需求远没有那么紧迫。时尚的变化反映了神经冲动的迟钝，时代越神经质，时尚变化就越快，因为差异化的需求（所有时尚中最重要因素之一）与神经能量并行不悖。所以，上层阶级才是时尚的真正发源地。
仅仅从社会角度来看，两个相邻的原始部落生动地例证了联合与隔离这两种要素在塑造时尚方面的重要性。在卡菲尔人当中，阶级制度非常发达。因此，尽管他们的穿着和装饰受到某些法律限制，但时尚潮流还是会比较快速地变化。另一方面，没有发展出阶级制度的布须曼人根本就没有时尚可言。他们对改变服装和装饰没有任何兴趣。偶尔（即使在文明顶峰时期），这些负面因素也会有意识地阻止时尚的形成。据说在1390年左右的佛罗伦萨，男士服装没有流行的款式，因为每个体都采用了自己的风格。在这里，第一要素（联合的需要）缺失了。正如我们所见，没有它，任何时尚潮流都无法兴起。与此相反，据说威尼斯贵族也没有引领过时尚潮流，因为法律规定他们必须身着黑色衣服，以免让下层阶级注意到他们的人数稀少。这里之所以没有时尚，是因为创造时尚的另一个必要元素（与下层阶级的明显差异）被有意地避免了。
时尚的本质要求它在特定时刻只由群体的一部分引领，绝大部分人只是处于紧紧追赶的阶段。一旦某个范例被普遍接受——换言之，任何最初只有少数人采用的事物，一旦被所有人真正实践（例如我们某些衣着和社交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称之为“时尚”了。随着时尚的传播，时尚将逐渐走向消亡。最初阶段，某个特定时尚具有的独特之处能够确保一定范围的传播，但随着传播的扩大，这种独特性就消失了，而随着独特性减弱，时尚也必然走向终结。一方面，这种潮流将被普遍接受；另一方面，这种普遍接受会破坏时尚的目的。因此，二者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让时尚带有一种独特的限制性魅力，那是一种开始和结束并存的吸引力，新奇与短暂的魅力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的两极在时尚中相遇，它们本质上是矛盾的，但是相互关联在一起。时尚始终占据着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分界线，因此，至少在鼎盛时期，时尚比大多数其他现象更能传达出强烈的“现在感”。我们所说的现在通常只不过是过去和未来片段的结合。人们对当下的关注其实很少，比日常用语体现的少很多。
在社会生活中，很少有现象像时尚一样拥有如此尖锐的意识曲线。一旦社会意识达到时尚标定的最高点，就标志着时尚本身开始走向衰亡。然而，这种短暂性并没有丝毫贬低时尚的价值，反而增添了某种新的吸引力。无论如何，一个物品被称之为“时尚”并不会使其贬值，除非我们厌恶地拒绝它或出于其他物质原因想要贬低它。在那些情况下，时尚当然会变成一个贬义词。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其他类似的新鲜事物突然传播开来，只要我们确信它会持续存在并且有合理性，就不会被称之为时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确信它会迅速出现和迅速消亡，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时尚。最近，时尚之所以对我们的意识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在于那些伟大、永恒、不可动摇的信念正不断失去力量，因此生活中那些短暂易变的元素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一个多世纪以来，文明的人类一直努力与过去决裂，使意识更多地转向现在。这种对“现在”的强调显然同时也强调了变化的因素，绝不仅仅在服饰领域。时尚已经超越了最初的个体外表范畴，并对品味、理论信念甚至生活道德基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可以被视为“时尚之力”增强的标志。
时尚本身不可能普遍流行。因此，个体获得某种满足感，因为他追随的时尚仍然代表着某种特殊和引人注目的东西；同时，他内心感受到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人们对追赶时尚的人抱有既赞许又羡慕的复杂情感。我们羡慕他们，是一个个特殊的个体，又赞许他们，是某个圈子或群体的一员。然而，这种羡慕也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羡慕之中包含着一丝理想化，仿佛自己也拥有被羡慕的对象本身。一个穷人窥见富邻居的盛宴，这行为就是绝佳的例子。一旦我们羡慕某个物品或人，我们就不会再与之完全隔绝。某种联系已经建立起来。双方都拥有某种相同的心理内容，尽管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感觉范畴和形式。悄悄将被羡慕的财产据为己有，这种行为包含着一种解药，可以偶尔抵消羡慕感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尚的内容为这种“和解的羡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这种羡慕也让被羡慕的人因自己的好运而拥有更好的良知。不像许多其他心理内容，人们并没有完全被时尚拒之门外，因为财富的改变并非天方夜谭，它可能会让以前处于羡慕状态的个体最终拥有这些东西。
总而言之，时尚为那些依赖型人格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领域，他们虽然自我意识强烈，却需要一定程度的突出性。他们需要被关注和独特感。时尚将无关紧要的个体塑造成某个阶级的代表和共同精神的化身，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再次观察到对立价值的奇妙混合。一般来说，如果某人遵循由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的标准，那么这个体一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换句话说，积极遵循既定规范并不会带来任何意义。遵守法律（违反法律会受到刑罚惩罚），遵循所属阶级规定的社交礼仪，都不会让人引人注目或声名狼藉。然而，哪怕是最轻微的违规或反对，都会立即被注意到，并通过公众对其行为的关注使个体处于特殊的位置。只有当个体开始偏离所有这类规范时，才会对个体产生主动影响。时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实现了社会服从的同时，本身又是一种个性化、差异化的形式。时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代表了一种永远无法被所有人接受的标准。尽管时尚要求一定程度的普遍接受，但它在个体性格的塑造上仍然具有意义。在“弄潮儿”身上，时尚的社交需求被夸大到极致，以至于它们完全呈现出一种个体主义的独有特质。“弄潮儿”的一个特点是将特定时尚元素发挥到极致——尖头鞋流行时，他穿的鞋子就像船头一样；高领衬衫流行时，他穿的领子能遮住耳朵；科学讲座流行时，你去别处都找不到他；等等。他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个性，这种个性在于，将某个阶级群体共有的质变元素在量变维度上进行强化。他走在前面，但所有人都走着同一条路。他代表着公众品味最新征服的高峰，似乎走在整个队伍的前列。但现实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普遍情况也适用于他——领导者也允许自己被领导。
民主时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状况。俾斯麦和其他来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杰出政党领袖也强调过，作为一个群体的领导者，他们必然要跟随群体。民主精神让人们以此种方式寻求领导的尊严和快感。它容易导致感觉上的混淆和暧昧，无法区分统治大众和被大众统治之间的区别。“弄潮儿”的自负心态正是民主社会培养的写照，个体与公众关系错位了。然而，毫无疑问，“弄潮儿”纯粹通过惹眼的量变博得关注，并以质的差异表达出来，这代表了一种社会化冲动与个体化冲动之间真正的平衡状态。因此，一些原本非常聪明和杰出的人在时尚问题上经常采取看似深奥的极端行为。它提供了一种与事物和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在平常情况下，这种关系显得更加割裂。这不仅是个体特质与社会平等的混合，而且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它是统治感与服从感混合的体现，这种影响力在此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阳性和阴性原则的混合。这个过程在时尚领域以一种理想化的减弱形式发生，仅有这两种元素的形式被融入一个本身无关紧要的内容，因此，这可能会赋予时尚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不喜欢关注粗糙现实、且拥有敏感天性的人来说。从客观角度来看，按照时尚生活就是一种破坏和重建的平衡过程，时尚内容通过破坏之前的时尚形式变得特殊。时尚具有某种独特的统一性，满足了破坏欲和主动的需求。
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单个事实或单个满足感的重要性，而是相互作用。显然，通过极度服从时尚所获得的结合也可以通过反对时尚来获得。任何有意识避免追赶潮流的人，都不会因为真正的个体特质而获得个性化的感觉。如果服从时尚在于模仿这样的榜样，那么有意识地忽视时尚就代表着类似的模仿，只不过是相反。然而，后者同样公平地证明了社会潮流的能量，这种倾向要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依赖它。有意识地不理会时尚的人和“弄潮儿”一样接受了时尚的形式，只不过是“一体两面”的范畴，一个是夸张的，另一个是否定的。的确，有时候，整个阶级的人集体背离了时尚标准。这构成了非常奇特的心理社会复杂性，追求惹眼的个体倾向首先颠覆了社会模仿，其次从类似特征的较小圈子中汲取能量。无神论变成了宗教，包含着同样的狂热、同样的不容忍、同样的灵魂需求，这些需求正是宗教本身所包容的东西。自由也是如此，在中止暴政之后，往往变得同样专横霸道和武断。因此，人类有意识地背离时尚，人类性格的基本形式却准备接受内容的完全对立面。他们正否定着片刻之前貌似无法阻挡的时尚潮流。在背离时尚的群体之中，我们难以判断个体的力量或软弱谁占上风。这可能源于一种不想与大众为伍的渴望，但这种渴望的基础并不独立于大众，而是基于一种相对于大众的固有主权地位。个体害怕采用大众的习俗、品味和习惯，担心无法保持自己的个性。这种对时尚的反对绝不总是个体力量的标志。
时尚既表达又强调了均等化和个性化，此外还有模仿和炫耀的欲望。或许正因如此，女性成为时尚最坚定的拥护者。科学告诫我们不要对“复数形式”的女性轻易下判断。同时，我们也可以笼统地看待女性，无论这种说法在每个案例中是否都成立。缺乏差异化是女人们的心理特征，她们之间彼此更加相似，更恪守社会平均标准。在现代文化的最高峰上，男女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会导致上述区别的完全逆转，我暂且不予讨论，因为我们这里关心的是更广泛的历史平均值。然而，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女人们遭受社会地位低下之苦，遭受软弱无力之苦，因此她们恪守习俗，选择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生活方式和合适的事物。弱者会避免个性化。她们避免依赖自我及其责任，避免自己的需要。只有在典型的生活形态之下，她们才能得到保护，这种形式可以防止强者行使特权。然而，尽管女人们立足于习俗和普遍接受的坚实基础，但是她们非常渴望获得额外的相对个性化和个体显眼性。
时尚以最完美的方式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我们拥有了一个普遍模仿的领域，个体漂浮在最广泛的社会潮流中，无需为自己的品味和行为负责；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具有一定的显眼性，强调自己，突出表现个性。对每个个体似乎都在个性化和融入群体的欲望之间摇摆。因此，当某一领域的生活方式无法满足其中一种倾向时，人们就会寻求另一个领域，并在其中实现自己所需的那种程度的满足。因此，时尚是女人们宣泄的阀门，她们渴望某种程度的显眼性和个体的突出感，当她们在其他领域无法获得满足时，时尚就提供了这种途径。
14世纪到15世纪的德国展现了异常强烈的个体主义。个体的自由权大大冲击了中世纪的集体主义规制。然而，女人们并没有参与到这场个体主义的发展浪潮中。个性化行动和自我提升的自由仍然将她们拒之门外。她们采用最张扬、最浮夸的服饰风格来寻求补偿。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的意大利，女人们获得了充分发挥个性的空间。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拥有教育、社会活动和个体差异化的机会，这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未曾出现过。尤其在上流社会，男女两性在教育和行动自由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那个时期意大利没有出现特别夸张的女性时尚潮流，这不足为奇。女性不需要在这一领域满足个性化需求，因为这种倾向在其他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内心生活，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女性历史都展现出比男性历史更大程度的统一性、平庸性和相似性。因此，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吸引力，女人们需要至少在一个领域——时尚领域更加活跃，而时尚本质上就是变化。如同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活内容的统一性和变化性之间存在着特定的需求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女性比男性更忠诚。忠诚只在情感层面表达个体性格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因此它需要外部环境更活跃的变化，才能在上述生活潮流中建立平衡。另一方面，男性是不太忠诚的生物，他们通常不会像女性那样局限于一种情感关系，也不会将所有生活重心都集中于某一个层面。因此，他们对外部形式的改变需求更少。不接受外在领域的改变，对外表时尚的冷漠，这是男性特有的品质。这并不是因为男性更单一，而是因为他们更全面，因此能够更好地适应没有这种外在变化的生活。因此，当代追求解放的女性，她们不仅在好的方面，甚至在不好的方面，都试图模仿男性所有的差异化、个性化和活动——她们尤其强调自己对时尚的漠不关心。
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弥补了女性在职业阶级中缺乏地位的缺陷。一个全心投入职业的人进入了一个相对统一的阶级，在这个阶级里他与许多其他人相似，往往只是这个阶级或职业概念的例证。另一方面，仿佛为了补偿这种投入，他被赋予了这个阶级全部的意义和社会权力。除了他的个体意义之外，他还触及了所属阶级的权力，这往往掩盖了他纯粹个体性格的缺陷和不足。阶级的独特性往往补充或取代了成员的独特性。时尚也用其他方式实现了这一点。时尚也弥补了个体缺乏意义、无法仅靠自己独立努力来个性化生活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加入一个公众意识中仅靠时尚来区分和挑选的群体。当然，在这里，个性本身也被降格为“通用公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个公式本身也具有个性化色彩。上流妓女极力成为时尚先锋，正是因为她们特有的无根生活方式。社会将上流妓女定为贱民阶级，这种贱民式的存在会产生一种公开或潜在的仇恨，仇恨所有得到法律制裁和所有永久性制度的东西。在追求不断更新的外表时，这种仇恨找到了相对最无害和最具美感的表达。在这种不断追求新颖、闻所未闻的时尚潮流中，在不顾一切采用与现有时尚完全对立的潮流中，潜藏着一种对破坏的审美表达，这是所有过着贱民般生活的人特有的一种元素，只要他们还没有被完全奴役。
当我们审视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灵魂最深层、最微妙的冲动时，我们会发现，它们也展现了这种人类基本倾向的对抗性游戏。这些倾向试图通过不断变化的比例来重新获得平衡，时尚偶尔会将这种平衡反映到最细腻、最微妙的精神过程中，从而使这些倾向得以成功实现。诚然，时尚坚持平等对待所有个体，但这种对待方式始终不会影响到一个体的全部本质。在超越纯粹衣着风格的领域，时尚也总是被视为“外在”，因为呈现给个体的可变形式总是与自我意识的稳定性形成对比。正是通过这种对比，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相对的持久性。只有通过这种持久性因素，易变的内容才能将可变性表达出来，并变得吸引人。正因如此，我要指出，时尚总是处于人格的外围，人格将自身视为对时尚的抵抗。
敏感而独特的人们正是抓住了时尚的这一面，他们将时尚视为一副面具。他们认为，盲目服从大众的所有外在标准，是有意识且刻意保留个体感受和品味的一种方式。他们渴望将这些感受和品味只留给自己，不关心大众的目光。因此，谦逊和矜持的感觉驱使许多细腻的灵魂寻求时尚，寻找这种大众化的外衣，把时尚作为庇护所。这些人不会诉诸外在的奇特之处，因为担心会泄露他们内心深处的独特性。这是灵魂战胜生存现实的胜利（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原因有二。一是敌人本身被转化为仆人；二是原本看似被压抑的人格，现在却自愿被接纳，因为这种压抑被转移到了生活的外部领域，以某种方式为所有精神层面提供遮蔽和保护，使它更加自由。这完全对应着那些非常敏感和内向的人，尤其是女性，常常通过平淡的表达和对话让人误解灵魂的深度。对于洞察人类本性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有点残忍的乐趣。引诱她们超越最乏味、最陈旧的表达方式，那只不过是灵魂的堡垒、是一副铁面具，它掩盖了真实的面容，只有通过情感和生活外在的完全隔离才能发挥作用。
所有羞耻感都源于个体的孤立，它总是发生在自我被强调的时候，无论现实中还是想象中，当一个圈子将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个个体身上时，就会感觉到某种不和谐。因此，退缩和软弱的天性特别容易产生羞耻感。一旦他们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一旦他们以任何方式引起注意，自我强调和退缩之间的痛苦拉锯就会显现出来。以羞耻感为源头的个性化行为完全独立于引起羞耻感的具体内容，人们常常会为美好高尚的事物感到羞耻。在狭义的社交圈里，陈词滥调成为一种好的形式，这不仅源于一种相互尊重。人们通过一些个性化的独特方式（并非每个体都能重复）来让自己显眼，觉得那是一种冒犯，而且害怕那种羞耻感，它就像是一种自我强加的惩罚，因为背离了适合所有人且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参与的形式和活动。由于特殊的内在结构，时尚提供了一种个性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总是被认为是恰当的。无论外表形式和表达方式多么夸张，只要是符合时尚，就避免了个体成为关注对象时通常会经历的那些痛苦。所有共同行动的特点都是这种羞耻感的消失。作为某个集体的一份子，个体会去做许多事情，除非这些事情会引起他灵魂不可抑制的反感。在社会心理学现象中，许多时尚容忍的伤风败俗行为很好地例证了这种共同行动的特征。如果单独让他们做某些事，他们会断然拒绝，但时尚支配着他们，让他们轻轻松松地接受了这些行为。在时尚问题上，羞耻感被消除，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联合行动，就像暴民犯罪的参与者身上没有了责任感一样——暴民中的每个成员在单独行动时都会退缩，避免暴力行为。
时尚也是人们用来拯救内在自由的一种方式，人们将外在牺牲给大众奴役，从而更加彻底地保全内在的自由。自由与依赖也属于那些对立的元素，它们不断更新的斗争和无休止的变动为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趣味，也允许比永久的、不可改变的平衡状态带来更大的广度和长度。叔本华认为，每个体的“生命之杯”都装满了某种数量的快乐和悲伤，这个量既不会保持空空如也，也不会被填满到溢出，只会随着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所有差异和动摇而改变形式。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每个时代、每个阶级和每个个体身上观察到一种真正持久的依赖和自由的比例（至少是对这种比例的渴望），而我们只能改变它们被分配的领域。诚然，更高层次的生活任务就是以一种方式安排这种分配，使存在的其他价值因此获得最有利发展的潜力。同样数量的依赖和自由，在某个时候可能有助于将道德、智力和审美价值提升到最高点。而在另一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数量上的变化，只是分配方式改变了，就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对生活价值最有利的结果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外围。在晚年时期，歌德体现了一种真正伟大的人生，因为他在所有外在方面表现出适应性、对形式的严格尊重、以及愿意服从社会习俗，他获得了最大的内在自由。在此，时尚也是一种社会形式的奇妙权宜之计，因为它就像法律一样，只影响生活的外部，只影响面向社会的生活层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明确地证明我们对普遍认同的依赖，对我们所处时代、阶级和小圈子里既定标准的服从，并使我们能够将生活中赋予我们的自由从外在方面收回，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我们最内心的本性上。
在个体灵魂内部，平衡统一和个体隔离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重复出现。产生时尚的对立，在形式上也以完全相似的方式转移到许多个体的内部关系上，这些个体与社会义务毫无瓜葛。我刚才提到的例子展示了经常被提及的一种平行关系——个体之间的关系会在个体自身的心理元素的相互关联中重复出现。个体有意或无意地建立某种行为模式或风格，这种模式或风格由于兴起、流行和衰落的节奏而变得具有时尚的特征。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行为举止往往会突然变得奇怪，一种意想不到、缺乏客观依据的兴趣突然出现，主宰他们整个意识领域，然后又以同样的非理性方式消失。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时尚，它与社会时尚形成类比。前者一方面由个体差异化的需求所支持，从而证明了与社会时尚形成过程中活跃的相同冲动。在这里，模仿、相似、个体融入集体的需求，仅仅在个体自身内部得到满足。个体意识集中于这一种形式或内容，通过某种程度上对自己进行模仿，这取代了模仿他人。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这种统一性获得了更加明显的、对生活内容的个体支持，这种个体时尚甚于共同拥有的时尚。
在狭小的圈子之内，个体习惯和个体时尚之间通常会出现一个中间阶段。普通人经常会采用某种表达方式，并在任何合适的机会（与圈子里尽可能多的人一起）将其应用于所有合适或不合适的事物上。从这方面来看，它是一种团体时尚，但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是个体化的，因为它的明确目的在于让个体将他的所有想法都纳入到这个公式之下。这种做法对事物的独特性构成了一种野蛮的暴力，所有变化都被这种奇怪的表达原则抹杀了——我们将所有让我们愉悦的事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称为“别致”或“时髦”，即使这些事物与这些表达方式所属的领域根本没有任何关联。这样一来，个体的内心世界就服从于时尚了，从而反映了外部受时尚支配的群体。这种个体习惯的客观荒谬性展示了形式化统一要素凌驾于客观理性要素之上的力量。同样，公众和圈子只要求自己被统一地支配，而不去思考权威的性质或价值。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对“对象”施加了暴力，并且，由于它们都被统一地转变为我们自己创造的范畴，个体实际上对这些对象做出了武断的决定，个体获得了“个体的力量感”，因此自我被强烈地凸显出来。
讽刺的是，在人和物的关系中，只有最崇高的人才会通过尊重事物内在的独特性来寻求自我最大的深度和力量。除了人类最高尚和最有价值的追求之外，灵魂对宇宙的支配、独立和冷漠所抱有的敌意，还会催生出压迫外在事物的企图。自我对事物施加的暴力并不是吸收和塑造事物的能量，也不是仅仅为了奴役事物并承认其独特性，而是迫使事物屈服于某种主观公式。诚然，自我并没有控制事物本身，而只是控制了自身对事物错误和虚幻的概念。然而，由此产生的力量感，暴露了自身缺乏根基和虚幻的来源，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会迅速消逝——它就像暂时的统一感一样虚幻。的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执行模式化行为的人，绝不是最具一致性的人，也不是最经常向宇宙宣示自我的人。基于生活中既定因素的差异，当同样的自我核心要统一支配一切时，行为上的差异就必不可少。在包含两个因子的计算中，如果其中一个因子不断变化，而另一个因子保持不变，就无法得到相同的答案，只有当后者根据前者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变化时，才能得到相同的答案。
我们已经看到，时尚使生活不同层面（姑且这样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趋同。时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灵魂的主要对立面都在其中以某种方式得到体现。这清楚地表明，个体和群体所处的总体节奏也将对他们与时尚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群体中的各个阶级，除了不同的生活内容和外部可能性之外，仅仅因为他们的生活内容以保守或快速变化的形式演变，就会与时尚保持不同的关系。一方面，下层阶级很难被调动起来，他们的发展缓慢。有一个非常清晰和具有启发性的例子——英格兰的下层阶级对丹麦征服和诺曼征服的态度。总而言之，带来的变化只影响了上层阶级；在下层阶级，我们发现，他们对既有安排和生活方式如此忠诚，以至于贯穿所有这些民族变迁的英国生活连续性完全取决于下层阶级的持久性和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然而，上层阶级受到新影响的冲击和改变最为剧烈，就像树木的上层枝干对空气的摆动最敏感一样。我们每个体都知道，最高阶级是最保守的，甚至经常显得古板。他们害怕每一次的流动和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反感变化的内容或因为这些内容对他们有害，而是仅仅因为“它是变化”，他们将整体的任何改变都视为可疑和危险。任何变化都不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权力，而每一次变化都会让他们有所恐惧，却没有什么值得期待。因此，历史生活中真正的可变性归属于中产阶级。正因为如此，自从等级制度掌权以来，社会和文化运动的历史就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展开。也因此，代表可变生活形式的时尚变得更加广泛和活跃，因为直接的政治生活发生了转变。人类一旦摆脱了专制的和永久的暴君，就需要一个短暂的暴君。时尚的频繁变化代表着对个体的巨大征服。在此，时尚构成了社会和政治自由的重要补充。不断要求变化的阶级和个体比其他人更具优势，他们在时尚中找到了与他们自己灵魂运动保持同步的东西。社会进步尤其有利于时尚的快速变化，因为它使下层阶级能够更多地模仿上层阶级，而较高阶级会迅速抛弃较低阶级普遍接受的时尚。
这个事实对时尚内容有重要影响。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它降低了时尚成本和奢靡程度。过去昂贵的成本、改变行为举止和品味的难度，可以通过更长的流行周期得到补偿。某种物品越容易受到快速流行周期的影响，对相应廉价产品的需求就越大。这不仅因为更庞大、更贫穷的阶级尚且拥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规范工业生产并要求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符合潮流的物品，还因为上层社会也无法负担因下层社会模仿他们而不得不更迭的时尚成本。发展速度在时尚中如此重要，甚至会让它们脱离其他领域逐渐获得的某些经济发展进程。尤其在现代生产工业的较老分支中，人们注意到，投机因素逐渐不再发挥重要作用，市场走向可以被更好地预见，需求可以被更好地预测，生产可以比以前更准确地进行调节。只有纯正的时尚物品是个例外。现代经济学常常知道如何避免的极端波动，它正努力走向完全新的经济秩序和形式，在直接受时尚支配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疯狂变化的元素如此重要，以至于时尚在逻辑上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形成对比。
然而，与这一特征形成对比的是，时尚还拥有一个奇特之处。每一种个体类型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出现，仿佛它打算永远存在下去一样。如今，当我们装修房子时，希望家具只用二十几年，我们总是会投资购买按照最新款式设计的家具，甚至不会考虑两年前流行的款式。但显然，时尚的吸引力会像抛弃较早款式一样抛弃现在的款式，而对这两种形式的满意或不满由其他物质标准来决定。除了当前的偏好，这里似乎还存在某种特殊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某种时尚总是存在，而时尚本身确实不朽，这个事实似乎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它的每种表现形式，尽管单独的时尚潮流本质上都很短暂。在这种情况下，变化本身没有改变，却赋予它所影响的每个对象以一种持久的心里表现。
这种表面的持久性在变化本身内以以下特殊方式成为不同时尚内容的真实属性。诚然，时尚只关注变化，但与所有现象一样，它也节约能量。它尽可能完整地实现目标，但总是以相对最经济的方式进行。正因如此，时尚会反复回归旧形式，服装就尤其能体现这一点。时尚的进程被比喻成一个圆圈。只要早期的一种时尚被部分遗忘，那么就有理由让它再次流行起来，让构成时尚本质的差异魅力发挥类似于之前那段时间所发挥的那种作用。
时尚赖以生存的动力不足以完全支配所有的元素。即使在受时尚支配的领域，也不是所有形式都同样适合成为时尚，因为许多形式的特殊性会产生某种抵抗力。一种受到追捧但是站不住脚的观点认为，任何真实的对象都同样适合成为艺术作品。艺术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常常受到偶然性决定，经常片面化，并受到技术上的完善和缺陷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凌驾于所有世俗对象之上的绝对中立。相反，艺术形式与某些事实的关系比与另一些事实的关系更密切。许多物体毫不费力地就呈现出艺术形式，仿佛大自然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创造它们；另一些物体则像任性妄为、受到自然支持一样，避免被转化成特定的艺术形式。艺术对现实的主权绝不意味着能够将存在的所有内容统一地纳入艺术领域。
因此，从表面和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时尚似乎可以吸收任何被选中的内容——任何给定的服装、艺术、行为、观点形式都可能变得流行起来。许多形式在更深层的本质上表现出特别容易流行的倾向，但其他形式会从内在层面抵制。例如，所有可以称为“经典”的东西都与时尚相去甚远，尽管经典偶尔也会受到时尚的影响。经典拥有镇定自若的气质，不会提供太多可以修改、扰乱、破坏平衡的攻击点。整体完全由内在支配，生命的精神和感受控制整体，，这就是我们谈论希腊艺术经典姿态的原因。这完全归功于物体的集中，这种集中使任何部分都不能与任何外来的力量和命运发生关系，从而激发了人们觉得这种形式免受不断变化的影响。与此相对，所有奇特、极端和不寻常的东西都会从内在层面被时尚吸引。时尚并不是像外在的命运一样抓住这些具有特征的事物，而是它们物质特性的一种历史表达。巴洛克式雕像上突出的大肢体似乎随时都有被折断的危险，人物的内在生命并没有完全控制它们，而是将它们交给外部生活的偶然影响。巴洛克式本身缺乏宁静，它们似乎受制于偶然性并屈服于此。但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因素，我们很快会对古怪、奇特或充满幻想的形式感到厌倦，并且从纯粹的生理角度渴望时尚为我们勾勒出的“变化”。
我之前曾指出，时尚的节奏取决于神经刺激的敏感性的丧失，这种敏感性由个体倾向形成。后者随着时代而变化，并与物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无法分割的相互影响。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在经典和“自然”事物构成之间的那种深层关系。“自然”一词的含义相当模糊和令人误解，因为它通常只是一种价值表达，用于颂扬因不同原因而珍视的价值。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否定角度来限制“自然”一词的含义，因为某些形式、冲动和观念肯定无法称为自然。这些形式正是最容易屈服于时尚变化的东西，因为它们缺乏与事物和生活固定中心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永久存在合理的依据。例如，路易十四的弟媳伊丽莎白·夏洛特（伊莉莎白·夏洛特）的举止非常男性化，她引领了法国宫廷的时尚潮流。女性像男人一样行事并被人如此称呼，男人则像女人一样。显然，这样的行为之所以被时尚所容忍，仅仅是因为它远离了人类关系永存的实质。生活形式最终必须在某种方式、形态或方面回归到这一实质上。我们不能说所有时尚都是非自然的，因为时尚本身的存在似乎对我们作为社会人来说是完全自然的，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绝对非自然的形式至少可以暂时打上时尚的烙印。
综上所述，时尚令人着迷和引人遐思的魅力在于广泛的分布和迅速彻底的瓦解，二者之间对比强烈，后者又与号称的“永久接受”形成对比。此外，时尚既依赖于它为特定圈子划定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紧密的联系体现在双方的术语中，也同样依赖于它将给定圈子与其他圈子决然区分开的方式。最后，时尚建立在社会群体应用的基础上，该群体要求成员之间相互模仿，从而使个体免除所有道德责任和美学责任，以及在这些限制内创造个体特色和原创性的潜力。因此，时尚被证明是一种客观的特征性群体，它通过社会的权宜之计将生活中对立的倾向平等地归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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